梁京评论:温江村的挑战

围绕著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7月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组专题报道,题目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虽然我对内容并不感到意外,但读到这些可怕的事实仍深感震撼,同时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有深度的、系统的报道为何此时得以“出笼”?

201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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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傅剑锋显然数年之前就关注这个问题,并掌握了不少情况,但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不允许他作这样的深度报道。为什么现在就可以了呢?我的判断是高层的权力斗争以及危机的全面恶化,让这样的报道有了发表的空间。即将接任的新政治领导人需要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我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而即将离任的领导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势来阻止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于是,进步的媒体人有了机会,发出原来不可能发出的报道。

那么,这一组专题报道让外部世界获得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呢?这组报道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这个敏感的视角,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真实代价,而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代领导人,不仅不想让外部世界知道这个代价,自己也不想知道这个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报道难以产生的原因。

这篇报道的主人翁,既是一群新生代的农民工,也是活跃在深圳的抢劫悍匪,他们都来自广西边陲的一个贫困村——温江村。早在2005年,半年之内,该村就有近百人因抢劫而被广东警方追捕。村中无一人没有近亲是抢劫犯。报道说,温江村并非孤例。中国的官方报告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707/ArticelB12003FM.htm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707/ArticelB12002FM.htm

替中共政权辩护的人,在无法否认这些事实的时候,总求助于这样一种逻辑,这些代价都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喜欢用发达国家早年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替中国各种负面现像辩护。但事实是,中共政权不仅与其它国家不同,而且与历史上的中国政权也不同。这个政权已经具有了史无前例的管制社会的能力。这意味著,如果当权者明智,并且对后代负责,他们完全有机会,也有可能不让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这个问题上,胡温的责任比江朱更大,更不可原谅。在90年代,随著大量使用廉价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广东在香港和民主国家的支持下,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维权服务。地方政府虽然不高兴,但江泽民并没有授权他们来系统打压这些得到外部支持的民间组织。胡锦涛上台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胡把所有民间维权组织,都视为“敌对势力”的工具,这种完全颠倒黑白和是非的态度,把中国推向了一场深不见底的灾难。胡锦涛等于是向地方政府和不良厂商发出了动员令,让他们放开手脚侵犯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放开手脚打击维权人士。中国的社会生态如同中国的自然生态一样,在胡锦涛治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变。温江村的沉沦,新生代农民工的沉沦,只不过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沉沦的一部分。

温江村新生代的农民工缺教育,这反而让他们能以一种最朴素的眼光看到了今日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整个社会权贵的主流都在进行一场疯狂的大抢劫,而农民工是这场抢劫游戏中的最弱者,是整个食物链的最低端。于是,他们以生命为赌注,也加入到这个游戏之中。权贵们的抢劫手段更“文明”,但绝非高尚。

温家村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大一统改朝换代机制的理解。近年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预言晚清五十年内“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一段故事屡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引用,可见大家都看到中国又一轮“大折腾”已不遥远。但中国人对大一统为何难逃治乱循环依然反思不够。在这个意义上,温家村就不仅是对中共当权者的挑战了。

温家村故事有一个细节值得许多反对地方自治的人思考。这个细节就是抢匪老大杨成康把本村赌场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乡的年轻人带坏”。更有一次,他在老家看到有人半路抢劫,上去阻止说:“你们不要在家里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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