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有兩個大趨勢比較清楚。一個是，文化的差異根本阻擋不了人類對自由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另一個是，當更多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奮起而為自己爭自由的時候，美國的日子並不一定更好過。事實是，美國在世界的領導角色和國家利益正面臨著新的，空前嚴峻的挑戰。
亨廷頓有非凡的直覺，但他的文明衝突論可能把這兩個趨勢混在一起，由此產生了一些誤導。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幸運的國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個國家完全是由自由人創建的，也就是說，這是唯一生而自由的國家。美國的誕生雖然有偶然性，但她一旦出現，就對整個世界產生了不可抵御的誘惑。她喚起了全人類對自由的久遠記憶，一切壓迫性的政治秩序，都開始遭到質疑和挑戰。
但是，自由不僅僅是一種理想和價值，更是一種集體練就的意志和能力。美國以外的其它國家，包括孕育了美國的歐洲，都背負著各種沉重的壓迫秩序的歷史包袱，他們的自由之路，遍布荊棘和陷阱，不可避免是一條曲折和血腥之路。對此，華盛頓最清楚，他明智地告誡同胞，不要去管閑事，悶聲地享受上帝賜予美國人的自由。但問題是上帝創造的所有人都想自由。美國最終發現，孤立主義保不住自己的自由，而積極地干預世界，不僅能保護和擴展美國倡導的自由秩序，還能增加美國和西方獨享自由的好處。
到了二十世紀末，當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中國也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世界迎來了自由秩序急劇擴展的時代。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這個時代對美國的雙重挑戰。
第一個挑戰與911事件的發生直接相關，那就是自由秩序在全球的急劇擴展，打破了舊的地緣政治格局，也加劇了依然生活在政治壓迫秩序下的文明和國家的內部衝突。其中一些國家是冷戰時代美國長期的盟友。這種復雜的格局，給一些極端分子提供了制造混亂和泄憤的機會。不幸的是，這些極端分子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造成美國一系列重大的內外政策失誤。
第二個挑戰，其實是更根本性的，那就是美國和西方獨享自由時代的結束，衝擊了美國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安全體制和福利制度。這就是說，文明衝突論可能包含著對冷戰後世界的某種誤讀，美國的自由價值本身不僅沒有遭到非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是更深入人心了。阿拉伯之春就是最強有力的證明。恐怖分子襲擊美國的成功，絲毫也不能改變人類追求自由的大勢。但是，向全人類共享自由的時代轉變，既充滿機會和希望，也有巨大的風險和挑戰。美國人並沒有做好准備。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有可能正是針對美國人的這種狀況而有意加強了挑逗性。在一個美國失去獨享自由的新時代，更多的文明能夠利用自由帶來的實力增長提高自己的尊嚴，由此將對美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和政治壓力。
過去十年還表明，這個自由秩序急劇擴展時代的巨大風險，不僅在於美國會犯嚴重錯誤，而且其它文明同樣會犯大錯。美國未來最大的一個潛在風險，就是中共專制的領導人誤讀這個時代的大勢。中國是911事件的大贏家，因為911事件讓美國人不得不放棄以中國為最大對手，而把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作為主要敵人。中國經濟得益於美國的這一戰略調整，迅速崛起。現在，中國一些精英認為，中國已經有本錢來對抗美國。
文明衝突論最大的問題，是低估了自由秩序在非西方文明中擴展的速度。亨廷頓不可能想像，信息技術的革命會如此神奇、如此有效地減少大規模流血衝突的機會。不過，亨廷頓還是可能被證明確有道理，因為中國出現瘋子上台掌權的概率，並沒有被減少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