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從無為而治到亂命禍國——中國政治危機的邏輯

胡錦濤在十一前夕發表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3個最大限度、4點要求”的一番新空話,馬上成為網民們的笑柄。如此眾多的網民公開嘲諷最高領導人,中國的政治危機看來已發展到完全公開化的階段。

2010.10.05

金鐘在10月號《開放》雜志發表文章《屁股指揮腦袋》,推介該期的專題報道“九個老男人何時醒來”。報道披露,中央黨校的知名教授已經對當局提出預警,再不改革,遲早要出事。賀衛方更指中南海九常委還在酣然高臥——有識之士都在“於無聲處聽驚雷”,高層卻是顢頇而無能,社會的異像已如大地震的先兆比比皆是。

金鐘文章對九位老男人“酣然高臥”的解釋是,政治集權帶來的腐化效應,不僅令中共統治者完全沒有改革意願,更使他們失去了改革的能力。這確實是當前中國政治危機的要害所在。

胡溫上台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相當突出。但胡錦濤還是選擇了無為而治,因為他非常清楚自己沒有本事改革,鄧小平等中共元老選他接班,不是讓他學胡、趙闖關改革,而是讓他守住共產黨的家業。因此,胡錦濤知道,他若發動真改革,就是政治自殺。

胡錦濤和一大批中共專制的既得利益者寄希望於經濟市場化和對外開放能夠為這個政權提供一個無為而治的基礎。但是,即便在帝制時代的中國,無為而治也只是一種幻想,何況被共產革命徹底改造的中國經濟和社會,早已沒有了無為而治的空間。

歷史上大一統的帝制中國,“無為而治”收到過盛極一時的效果,但從沒有走出制亂循環的陷阱。明清兩朝能維系幾百年,主要原因是帝制中國已形成一套管制社會的有效制度,科舉和郡縣,已經非常成熟。新皇帝若能選好關鍵的官員,就能夠應付一般的內外危機。盡管如此,明清兩朝最終還是不能逃脫覆亡的命運。發人深省的是,盛極一時的中國王朝為什麼會崩潰得那麼慘,那麼不可收拾?這種大崩潰與“無為而治”又有什麼關系?

盛世離不開市場繁榮,但專制中國“無為而治”帶來的市場繁榮,並不會給社會的自治和法治帶來成長空間。因此,專制政府的無為帶來了盛世,也帶來了腐敗和社會失序。六四後的中國,又一次重復了帝制中國的邏輯。這個經驗讓我們看懂了歷史,為什麼中國的盛世之後總會有亂世。

專制中國的盛世從來沒有為新秩序打下基礎,反而讓統治者變得僥幸和無能。等到積弊已深,無為而治行不通了,專制統治者就會胡來,開始自拆台角。若沒有末世朝廷的昏庸和亂命,龐大的明清帝國何以會轟然倒塌?

目前,中國危機的發展已經讓胡錦濤不得不放棄“無為而治”,內外形勢迫使他做出各種被動或不情願的決斷。這些對國家極為不利的決斷不僅暴露了他真實的道德立場,也露出了他無膽無識的平庸本色。

對外,胡錦濤拿金正日沒辦法,反被這個流氓綁架了中國外交。“天安艦事件”及金正日要傳位於子的背景明朗之後,胡錦濤選擇公開支持這個邪惡王朝。此舉必然被美日俄韓視為中共無道德底線的明證,李侃如警告中共,北京的外交決策正在導致各國聯手對付中國的局面。中國的外部環境今後將變得極為不利。

對內,胡錦濤遏制不住地方政府的強制拆遷和推高房價,中央調控房市的政策權威已出現崩盤的危險。胡錦濤不得不更頻繁地以“摘烏紗帽”威脅地方從命,地方官則以破壞性極大的方式來“執行”中央政策。最近的例子,就是浙江政府為完成“炭減排”指標,竟停止正常的生產供電,許多出口企業因此無法按期交貨。

這種亂局發展下去,一種可能的邏輯就是刺激中央做出更多災難性的決策。不久前,葉檀表示擔心,中央謀劃大幅增稅的“改革計劃”會帶來很大危險。因為不理清中央和地方的權責利,所謂的“財稅改革”只會激變地方“亂命不從”,引起更多嚴重後果。

中共的亂命到底會引發什麼樣的“驚雷”是無法預料的,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共的“亂命”和中共的“無為”一樣,都給這個國家帶來極大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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