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世界童裝最大的生產中心，富足繁華。最重要的是，這裡是民營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的天下。民營企業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都極強，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要大規模調動防暴警察，甚至向本地居民發放棍棒的程度。
有報道說，衝突的起源是一個安徽小老板抗稅。不過從當地網民的議論看，湖州人與安徽人的矛盾已非一日，也就是說，冰凍三尺，這次事件是多年積累的矛盾的一次比較大的爆發。
那麼，這個衝突事件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這種矛盾有多大的普遍性呢？我們知道，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其它沿海發達省份的最大區別，是依靠本土民營小企業。前些年，浙江是中國小企業主的投資天堂。這裡的地方政府對外來的小資本最為開放，服務也最好。同時，浙江的民間融資也十分發達，再加上民營企業人多勢眾，不像在其它地方那樣容易受國企和外企欺負。在這個過程中，浙江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得到很大好處，因為土地價格蒸蒸日上，政府的賣地中收入可以遠勝從企業稅收中得到的收入。而且，企業稅收要和中央分享，而土地收入則可盡入地方政府的私囊。
金融危機的到來開始逆轉這個邏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要加劇了。首先是小企業的生存越來越困難。主要依賴民間小企業的地方財政，就不如那些依賴大國企和大外企的地方政府日子好過。我們看到，溫州的經濟這幾年增長就一直乏力。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就想“騰籠換鳥”了，尤其是想把外地的小企業趕走，讓大國企、大外企進來。這一次織裡的安徽小企業主，表面上是抗稅，實際上是在抗議地方政府用高稅收來趕他們走路。
這次織裡的衝突如此激烈，說明安徽企業主和工人不願走。確實，你可以想像，有些人一家老小都過來了，有人可能已經過來很多年了，孩子在本地上學，甚至在當地買了商品房。怎麼可能說走就走呢，而且，又能走到哪裡去呢？
中國有一批學者為中國模式辯護，認為中國模式的一大優勢，就是可以對農民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對世界經濟的波動有最大的抗壓能力。織裡的衝突告訴我們，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很多人已經回不去了。織裡的安徽人此次反抗如此強烈，可能與他們來自安徽的同一地區，而且距離又比較近有關系。這令他們比較心齊，而且比較容易從家鄉得到支援。
織裡發生的矛盾在沿海地區應該有一定的普遍性。這些年，沿海發達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引進了不少外地投資者和中產階級。這些人已經在當地安頓下來，但是，在經濟越來越蕭條，尤其是在地價開始回落，地方政府財源緊張的情況下，他們很容易成為當地政府壓榨的對像。因此，織裡的衝突有可能是同樣類型衝突的一個開端。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脆弱性在於，中央和地方的決策者急功近利，非常短視，他們根本不考慮，也無需考慮稍微長遠一點的後果，因為今天的當權者，總是可以把問題轉嫁給明天的當權者。這次織裡的衝突事件，官方的處理方針還是老一套，一面進行鎮壓，一面封鎖消息。事平之後，再搞一些粉飾太平的報道。10月31日，《 湖州日報》有一篇關於織裡的最新報道：“吳興區織裡鎮：企業只聞織機聲”。http://unn.people.com.cn/GB/121616/16075842.html
報紙用一對安徽打工夫婦的話來批評衝突肇事者。“我們是計件計酬的，能多做點就能多拿點。兩年前在老家買了120多平方米的新房，欠了10多萬元，夫妻倆只想好好工作多掙點錢，早點把欠款還清。”“有想法從正規渠道提啊，鬧什麼鬧，對誰都不好。”但誰都知道事情鬧到這個地步，不會因為肇事者不願與政府溝通，而是溝通了也無用。現在的政策導向，地方政府只能選擇趕安徽人走。而中央的當權者無心調整。因為只要這一年不出大事，以後鬧得再大，也不是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