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奧巴馬新政與中國農民工的命運

克魯格曼最近的評論預測,當奧巴馬入主白宮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將從現在的6.5%升至8.5%。按照這個預測,那時美國領取失業金的人數恐怕要超過百萬。克魯格曼相信並鼓勵奧巴馬採取極為大膽的擴張政策來刺激經濟。他判斷,奧巴馬刺激美國經濟的一攬子計劃應達6000億美元的規模才可能奏效。

200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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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奧巴馬是否接受克魯格曼的獻策,他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新政,都將對中國經濟,尤其是對億萬中國農民工的命運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美國經濟政策會直接影響中國農民的命運,十年前,這句話都可能被當作笑話,但在今天卻是活生生的現實。正是美國釀成的全球金融危機,目前正在把以千萬計的中國農民工投入全球失業者的大軍。我相信,由於農民工就業對出口的依賴,此次因美國金融危機失業的中國農民工,將會不成比例地超過其他國家同時期失業人數。不過,失業的中國農民工可沒有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失業者那樣幸運,他們不僅拿不到失業補助,甚至連拖欠的工資也不能完全到手。

中國的決策者不僅像美國的決策者那樣,對美國爆發如此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十分意外,他們也對國際金融危機能夠導致如此大規模的農民工失業措手不及。對那些一直主張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人,這次危機應讓他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對出口的依賴程度,遠比他們想象要高。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周小川再不敢言人民幣升值,而開始談人民幣貶值的可能。
 
如果為了支持自己的新政,奧巴馬真的決定像競選時宣稱的那樣,施壓人民幣升值,那奧巴馬新政對中國的農民工意味著什麼呢?這有可能意味著美國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將令許多失業的農民工很難重新找到工作。為什麼中國政府剛剛宣布四萬億投資計劃,不可能為農民工創造同樣的就業機會呢?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投資效率歷來就低,而且因為中國政府的頑固傾向,就是不想讓更多農民成為市民。不過,中國決策者不久就會認識到,很多外出打工的農民事實上已無法回到農村長期生活,無論是經濟收入,還是生活習慣,很多農民工已經回不去農村了,但中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計劃,並不能為農民工創造足夠多的城市就業機會。由此導致的政治和社會壓力,決定了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奧巴馬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而必須盡可能創造出口的就業機會。

在美國方面,迅速地大幅度降低中美貿易的規模,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奧巴馬很可能在認識到逼迫人民幣升值不可能之後,轉而要求把美中貿易與中國的人權和環保掛鉤,尤其是和保護中國勞工的權利掛鉤。比如說,要求對外出口企業的農民工增加社會保障,甚至提供失業救助。出於經濟、政治和道義的壓力,中國政府完全有可能以人民幣不升值為條件,接受奧巴馬的一些要求。

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沒有足夠大的外部壓力,中國當權者不會主動進行實質性變革。胡溫上台以來六年來的執政過程再此証明了這一點。他們說了很多好聽的話,但一旦面對實質性問題,就退縮和裝傻。最近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所謂“新土改”,就是一個新鮮例子。胡錦濤的“新土改”最終令人大失所望,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既不敢給農民自治的權力,實現真正意義的土地集體所有,又不敢打開城市大門,讓農民獲得與市民同等的權利。

中國的農民工制度,說到底,是一種現代國家奴工制度。只要在中國,農民工不論在哪裡打工,都改變不了自己國家奴工的身份。這是“中國奇跡”的公開秘密,也是多年來中國經濟內需不振,不得不靠雙順差來維持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制度原因。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曾希望胡溫能有所作為,消滅這一令中國人蒙羞的現象,但現在看來很清楚,胡溫及其代表的精英階層,最多只願意改善一下農民工的狀況,而無意終結這一奴工制度。

奧巴馬新政對中國未來的重大意義就在於,由於中美經濟的緊密聯系,無論其政策在美國成功與否,他的變革努力都可能成為提升中國農民工權利的重要槓桿,從而成為刺激中國變革的有效壓力。據中國人口學者估計,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將在未來七年左右結束。由此加劇的各種矛盾,也將為中國的變革提供強大的內部壓力。因此,奧巴馬新政確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從外部促進中國民權運動的發展,推動中國國家奴隸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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