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期待2012之變

2012來了。在此辭舊迎新之際,中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一樣,對2012年的到來都懷有不同於往年的期待之情。這不僅是因為許多重要的國家和地區都將更換領導人,而且最高權力的交替正發生在內外危機的緊要關頭。危機將如何影響政局之變?反過來,政局之變又將如何影響危機的發展,是人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201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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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思考中,“革命”一詞不僅越來越頻繁地閃現在中國人的頭腦中,而且成為意見領袖的公開話題。這說明許多人都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中國會發生革命嗎?中國需要一場革命嗎?
 
具有很大影響力的韓寒在最新博文“談革命”中對這兩個問題作出了回答,他認為一場新的革命既不容易發生,也沒有必要。如果中國真的發生革命,只能是一場新的災難。當局沒有“和諧”掉韓寒的博文,說明當權者很願意聽到這種意見。
http://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2350792.html
 
另一位在知識份子中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蕭瀚則發表了看似不同的觀點。蕭瀚指出:“當代中國需要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它是社會改良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至於‘社會革命’——這個偽革命話語體系中的虛假概念、偽概念早應該扔進垃圾桶了。”
http://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122450835.html
 
在我看來,韓寒與蕭瀚其實並無真正的分歧,只不過韓寒定義的革命與蕭瀚的定義不同。韓寒想要的改革正是蕭瀚所講的政治革命和制度革命。

中國的意見領袖如此公開地討論革命,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民眾的革命情緒正在迅速增長,而導致這種情況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中國的政治精英不改革。他們為什麼不改革?許多人認為是既得利益使然,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恐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敢改。隨著中國危機的深化,中國政治精英知道不改不行,但同時又深陷一種巨大的恐懼之中。因為許多精英相信,此時改革為時已晚,改革只會加速革命到來。
 
換句話說,中國的民眾和當權精英,都被同一種思維困住了,官民雖然有尖銳的利益衝突,卻都相信這種對立沒有和平的政治解決途徑,只有靠一場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民眾和精英的這種共同的思維方式,其實才是中國的最大威脅。事實是,在技術層面,中國很難重復歷史上那種暴烈的民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使得權貴階層可以如此瘋狂地盤剝民眾、聚斂財富,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潰敗才可能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在這個過程中,權貴們貪的越多,貪的越容易,就越相信革命不可避免。從邏輯上來說,這種思維會導致大革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但問題是在現代技術條件下,這個過程可能拖很長。這就會造成一種新形式的民族大劫難——長期的集體沉淪。這不僅會讓億萬人死於各種天災人禍,而且會使整個民族徹底失去道德能力和精神追求。應該說,這種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了。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精英有沒有能力突破這種思維的困境?最近廣東汕尾的烏坎村官民衝突得到和平解決,給我帶來了一點希望。烏坎事件不僅是2011年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亮點,也可以說是六四事件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亮點。這不僅表現在烏坎的民眾表現出了少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理性,更表現在他們明確提出了基層民主自治的政治訴求。這個訴求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它有可能為整個中國今後十年的政治變革指出了方向。汪洋對烏坎事件的處置,也頗令人鼓舞。因為他表達了中共執政以來對人民反抗權利罕見的尊重。
 
烏坎事件賦予了“廣東模式”最積極的實質意義。如果汪洋有機會在把烏坎事件體現的新思維真正在廣東貫徹下去,即使失去政治局常委的席位,也不可惜。其實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已經表明,地方大員有所作為的時代已經到來。而此時的中央大員,依然難有作為。習近平之所以能成為中共皇儲,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各派都相信他無力打破寡頭政治的平衡。我對中國2012之變的最大期待,並不在18大後習會推行什麼新政,而在於有更多地方大員能像汪洋那樣,在民眾的壓力之下開始認真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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