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最需要政治家的時候,一位受到中國政治舞台所有人尊重的一流政治家卻離我們而去。陳子明走的太早,也太不是時候了。
人是政治動物,人類的一切文明進步,都集中反映在政治文明的進步上。春秋戰國時代,是人類文明史冊上政治博弈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原因有兩個,一是權力結構多元,另一個就是文字相通,來自不同身世背景的士子們,不受"國界"制約,共享一個廣闊的政治舞台。在列國和士人的雙重競爭之下,華夏文明思想活躍,人才輩出。這樣的政治生態,其他文明在很長時間都不曾有過,西歐是在文藝復興後,才出現類似格局,並最終推動了西方文明的崛起。
自從中國人迷上政治大一統,中國的權力游戲就再也沒有春秋戰國時代的那股靈氣。道理不難理解,因為春秋戰國時代的權力博弈後面有原創的"主義"之爭,士子們對理想的天下秩序,有不同的想像和不同的哲理。而秦漢之後,有政治抱負的布衣士子們有術無道,失去了建構未來的想像力。中國的政治文化因此而不斷退化,直到西方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
清末民初,中國的權力之爭再次獲得豐富的思想營養,政治舞台出現了兩千年不曾有過的活躍,一代才華橫溢的風流人物隨之脫穎而出。可惜的是,孫中山、陳獨秀借蘇俄之力,重啟楚漢之爭的老游戲。大一統的重建過程成為中國精英自我絞殺的過程。
在這場成王敗寇的游戲中勝出的毛澤東,把這個自我絞殺的過程推向了極致。不過,毛的文革在制造災難的同時也帶來了"紅衛兵"一代人的政治覺醒。在和平的環境下,如此規模的政治啟蒙和覺醒,人類史上並不多見,而陳子明則是政治覺醒的一代人中最優秀的代表人物之一。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陳子明難得地集中了優秀政治家的多種寶貴品質。最突出的,就是對公共政治的執著,而不是對追求權力和地位的執著。熱衷政治游戲的人當然對權力感興趣,但能夠把對權力的興趣與公眾利益的追求以及對真理的追求始終結合在一起,非常不易。而陳子明做到了。
陳子明屬於紅衛兵一代中的幸運者。這些人一方面經歷了文革風雨的歷練,積累了平庸時代不可能的見識和人脈,另一方面,又得到了社會大轉型帶來的種種機會。作為一個有稟賦、有才干的人,陳子明有很多選擇:做官、治學、經商、留洋...。但他選擇了一條風險最高,犧牲也最大的路:搞民間政治,也就是准備做合法的反對派。
起初,他可能料不到後面的坎坷,但當他放棄流亡,沉下心來在監視環境下讀書寫作的時候,顯示了巨大的政治勇氣和自信。這不僅贏得了志同者的欽佩,也給當局造成一種政治壓力,讓他們對這個政治"黑手"保持一定的尊重。
很顯然,沒有陳子明的不懈努力,當局不可能給他在大陸發表學術和思想文章的機會。陳子明爭到了這樣的機會,不僅證明了他的學術和寫作水平,更證明了作為階下囚的他與這個不講道理的當局講道理的能力。這是只有一流政治家才有的能力,也是當今中國最需要的能力。
中國的權力游戲,從來不缺自己不怕死也不怕別人死的玩家,缺的就是像陳子明這樣自己不怕死,但為了天下蒼生不計個人生死毀譽的政治家。這是因為,產生這類政治人物的概率本來就很小,而在中國嚴酷的政治環境下,這種卓越人物夭折的機會卻很多。很多人期望,經歷過苦難的習近平會是這樣一個政治領袖,習近平自己的自我期許也很高。但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於一人的想法是不對的,更何況習近平不斷暴露出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其中包括他的文革思維和話語,一意孤行的衝動。而他最近對周小平的推崇,則暴露了他不准備,也沒有能力進行政治對話。這樣下去,習近平將很快把中國引入政治危局。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文革中政治覺醒的一代人,倍感失去陳子明之痛,因為他們最明白,要把中國人的苦難轉化成政治智慧,要解救中國的政治危局,當下最需要的就是陳子明這樣的民間政治家。因為這種人不僅在反對派中享有道德威望,在左右兩邊的知識分子中受到敬重,而且在長期的交手中贏得了當權者中很多人的由衷敬意。這不僅是陳子明個人的苦難和奮鬥凝聚而成的政治資本,更是幾十年來,無數中國人的苦難和奮鬥凝聚的政治資本。而中國竟然在這個時候失去了陳子明。這不能不令我們在感嘆陳子明早逝之余,對中國的未來增一層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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