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政治領導人(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對短期增長的影響力遠超所有重要國家。因此,不少西方領導人談到中國經濟的時候,經常難以掩飾他們的嫉妒之情。當然,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也不是無限的,更不是沒有代價的。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召開的時候,普遍的預期是,明年的增長目標會進一步下調到7%。由此引出的問題就是,下調增長目標,主要是客觀經濟因素所迫,還是也包含了相當的政治考慮?我傾向於認為,政治因素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此,我預計明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遠低於目標的可能性很大。換句話說,如果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不會像往年那樣盡力去實現增長目標。
這固然是因為大家都認識到維持高速增長的經濟代價越來越大,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利己盤算。
在地方層面,尤其是在省一級,習近平大力反腐帶來的一個政治後果,就是高級領導人對他極為不滿。這種不滿不僅嚴重挫傷了地方政府抓經濟的士氣,以至於不少高官願意看到局面惡化,看到危機爆發,因為這樣就有可能減少中央反腐的壓力,增加自己蒙混過關的機會。
在中央層面,李克強對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或"懶政"已多次表示強烈不滿,這不僅驗證了上述邏輯的存在,而且表明,他很怕看到中國經濟在他任期內出現大滑坡,大減速。因為果真如此,身為總理的他,很難不為經濟出問題背黑鍋。習近平的算盤就不同了,因為他知道,既然經濟危機遲早會爆發,那麼,對他來說,早爆發好過晚爆發,尤其是沒有必要人為推遲經濟危機的爆發。
為什麼呢?我認為有這樣兩個主要理由:一,借助危機爆發,習可以清除那些腐敗的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地方領導,選拔忠於自己的人材取而代之。二,借助危機找到改革出路。很顯然,這兩個問題越早解決,對習近平政治上越有利。理解這一點的關鍵在於,習近平知道經濟危機繞不過去,知道他接手的高官隊伍基本上是要換的。
應該說,反腐越深入,只能越強化習近平的這個判斷。反腐讓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能力強的高官幾乎沒有不貪的。周永康就是一個典型。從公開的報道不難看到,周永康的工作一路得到下級好評。在高官人人皆貪的大背景下,期待這些高官能夠搞好經濟和經濟改革,是不現實的。習近平應該懂得這一點,這是他寧可讓經濟危機早爆發,也不願意穩增長的根本原因。因為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穩增長都是靠不住的策略。
也就是說,只有李克強的政治利益更傾向於穩增長,而腐敗的高官和他們的死敵習近平都更傾向於借危機來找生路。我認為這個政治邏輯將對明年的經濟形勢發生相當大的影響。
那麼,習近平就不怕經濟危機失控,中國經濟崩盤嗎?我認為兩年來習近平在外交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認知,就是他發現全球經濟形勢對穩定中國經濟非常有利。換句話說,世界各國,包括中國主要的地緣政治對手美國和日本,都不願意看到中國經濟崩盤,因為此時中國經濟崩盤對他們並沒有好處,只有壞處,這和俄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習近平此時可以采取更激進的策略來推動經濟改革,調整中國經濟的結構。過於保守反而會錯過改革和調整的良機。
普遍需求疲軟的世界經濟,對於大量依賴進口資源的中國經濟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中國可以多印鈔票來支持更激進的改革和結構調整。這也是人民幣加速國際化的一個政治背景,也是習近平最近緩和了與美國和日本關系的一個重要背景。
總之,習近平有很好的"國運"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習近平看到了這一點,因此,2015年,習近平很可能因選擇比較激進的改革措施而導致經濟大減速或某種程度的失穩。
至於習近平的改革能否成功,則是另一個問題。國際環境前所未有地對中國內部變革有利,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成功。不過,習近平的失敗未必意味著中國變革的失敗,而中國的變革若失敗,則絕不會僅僅是習近平一人的問題。因此,2015年,習近平很可能借中國經濟危機,啟動一個重要的變革時代,這意味著他將面臨巨大挑戰,這也意味著對中國精英變革能力的集體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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