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會客室:中國2011年大事回顧

還有两天就是2012年,回顧2011年間與中國有關的各大事情,我相信,不少聽眾都能道出多起重要事件。今天我請來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副教授同各位分析,中國今年發生的中國茉莉花事件以致剛結束抗爭的烏坎村事件,香港及台灣的選舉等,箇中重要的議題。

201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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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中東以致北非發生的茉莉花事件,在今年初便突然間迅速吹抵中國大陸。數月下來,引證了有關的風暴並未絲毫影響中國的領導層,為何這股茉莉花風暴未能影響中國?

「我相信由前數年的顏色革命致最近中東茉莉花革命出現後,中國對維穩更加強,任何事件或運動都可能會牽起民眾的參與而且針對共產黨的統治,官方會用強硬的方式回應。

但是,中國始終不是埃及或北非,看不見有條件在短時間內出現如這般的一個革命。在一些國際調查看,相對很多其他國家而言,大部份的中國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仍相當高。一個大的國家有部份人非常不滿,每天會有抗爭的事情發生,所以,中國整體上仍可穩定局勢,仍有相當部份的人對其有信心。這點跟經濟仍然良好持續有關。此外,國家不斷提倡愛國主義使之穩定了相當部份的人。

另方面,政府對公務員及軍方的待遇提升,令這两股力量不會出現重大分裂或對領導層不滿,所以,中國政府在這一年裏抹了一把汗,因為未有真正出現推翻共產黨的運動出現。

「在中國的研究裏看到,民眾對中央政府仍有強的信任,但是,當政府的層次往下降時,當地民眾對當地政府都有一種貪污腐化的感覺,有不滿。它跟美國的調查剛好相反,美國的地方政府一般民眾信任,到聯邦政府時,民眾一般都不太信任,因為覺得當中有黨派之爭。

在中國而言,即使地方政府多麼腐敗,整個社會仍未亂,民眾仍相信中央有一群英明的領導人在領導着,首先你仍可目睹經濟領導發展;第二,有如溫家寶般的領袖使你仍相信有良心的領袖在上位,只是,國家太大,他們無法把一些好的政策在地方落實或無法管得到地方的貪官。你可以說,這是一種迷思因為不是很多人可以跟中央政府有直接接觸,但是,這種信任就已經很穩定地穩定局面,除非這些人一直把這些問題上升到中央,如到北京上訪,他們便會開始發覺原來到北京後,不代表有好的官員回應其問題,久而久之,他們慢慢地會對中央的官感有變化。

可是,直至目前,仍有很多民眾有這樣的看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地方的抗爭是會罵地方官員,盼望中央派員到當地懲治貪官等地方官員,這信念迄至這一刻仍然相當強。

可以說,中央政府以經濟改革、提高各地愛國主義精神,兼有數名領導人較有遠見及得到民眾的支持把中國穩定下來。」

今年十二月廣東省陸豐市烏坎村村民因農田被村委會代表不法出售、村民代表無端死亡等事件,繼而自選代表跟地方政府談判,更組織自衛隊與警對峙,這又是否代表年初中國茉莉花的餘波仍舊發揮作用?陳健民卻認為两者並不相同,他認為烏坎村是維護農民的權益,並不是挑戰共產黨的統治,因此,两者性質並不相同。此外,陳健民覺得,烏坎村抗爭事件可以結束,跟廣東省領導人汪洋近期在當地推動一種社會創新的理念有關,汪洋冀望能與社會裏不同的「力量」有不同的對話,使之有更多機會參與決定當地的政策。因此,在這思路上提高了更多空間,讓是次事件有妥協的餘地。換句話說,抗爭的民眾保持非暴力及不挑戰政權的本質,中國廣東省又嘗試走新的路線,方可能達致較好的結果。

那烏坎村村民自行揀選的代表最終獲廣東省落實他們的合法地位,這民選的選舉制度能否在其他地方推行?陳健民卻不表樂觀。

「我暫時仍不太樂觀。在地方選舉中包括早前的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目睹不少獨立參選人士受到很多障礙,不會把他們放在候選名單上。地方政府在當中有很多利益,他們會蘊釀及推舉一些跟上層關係較好的人,這是整個國家的架局。

是次烏坎村事件,當廣東省派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到當地時,他也說要落實地方選舉,我猜他的意思是,他也看到地方選舉的腐敗,現推舉了一些新人,我相信朱(國明)最終會將這新人納入村委會的結構裏,並不是成立新的社會組織代表民眾。所以,我估計結果會是做好一點地方選舉,並不是要有一個新的民間組織。

做好了地方選舉是否代表可慢慢整體地在全國推行?我覺得現時仍言之尚早,地方若有很大的發展潛能,土地若有價值,政府就逾想加以控制。這些事除非中央有很明確的措施,否則某地方做了如廣東,其他地方會否學習?我不覺得短時間裏可以看到這可能性。」

中央不會在全國推行如烏坎村村民的選舉制度,其中的憂慮又是什麼?

「我覺得中央處於一個矛盾的位置,一方面他知道這些選舉能夠更加公開透明便可產生力量監督地方的官員,因為由上而下的監督已做不到,需要倚靠這種方法。可是,另方面中央又很害怕若真的開放選舉,社會會否出現在共產黨以外,很多社會、政治力量威脅這政權?在考慮這點時,中央又不敢推到很盡,把整個選舉做到很公正。

所以,我覺得共產黨一天未對自己統治的信心足夠,我仍未能看到他有大刀濶斧的措施使這些選舉可以公開兼透明做,因此,歸根究底問題是共產黨是否對自己有信心,有認受性?

我覺得現階段中國仍未能發展到中等發展的國家,他們的目標是2020年,在這之前他們以穩定作為重點,能全面推動公正的選舉,我暫時仍未能感到樂觀。」

面對中央對自己的信心仍然薄弱,香港的民主進程能夠再向前邁向一步,看來也不感樂觀?

「現時建制派內两名特首候選人即梁振英及唐英年是否仍可繼續競爭下去,仍是疑問。他們十分擔心若民主派派一人參選,建制派則二人,會否分薄票源?再者,民主派可利用這機會成為關鍵小數,影響特首未來的施政,要他承諾一些東西以取其票數。他們都有這類擔心,所以,你可以知道中央未完全放心香港可以實行好有競爭的選舉。

問題是,這麼可以控制的選舉仍不放心,我們怎可期望2017年可有真正普選特首的時間呢?老實說,很多人對2017年是否可以做到(普選)仍有很多疑慮,因為有限的競爭中央已這樣擔心,怎可以想像他可以完全放手?因此,我覺得香港即使至今對民主選舉的問題上甚有爭議,因為中央一直未能夠給予港人有信心能放手接受一個公開、公平的選舉,且結果未必是中央接受。我暫時仍未見中央達致這信心的境況,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事實上非常受到北京的影響。」

中央人大常委會在香港政府2010年提交的政改方案後,終一錘定音,香港明年的特首及立法會選舉中仍舊沒有普選,但是,同時間公開地表示,2017年特首可以先由普選產生。倘若2017年仍舊好似現在般停滯不前,屆時不獨影響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間的地位之餘,亦同時間影響香港這大都會的印象?

「我們若細心看人大常委過去有關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選舉的部份,再看一些人員在解釋當中的詳細決定,你會發現他們在講的是投票者即選民是可以符合國際標準。我相信中央既然能夠公開地向全世界宣示,我相信到2017年時仍會容許香港市民屆時一人一票,現時,擔心的是候選人的篩選問題,有沒有一個嚴格的篩選,即候選人先經過中央能夠接受,之後才交予香港人普選呢?這問題迄今仍未見中央作任何承諾在提名上,符合國際有關普選的標準。

這點做不了,中國大陸現時進行的地方人大代表選舉,你也可以說是「普選」,都是一人一票。可是,問題是候選人是共產黨蘊釀出來的,獨立候選人好難進入候選名單,因此,這「普選」是沒有意義的。

故此,中央不會覺得自違反承諾,倘若他只把普選視為選民是普及而又平等的標準,他在候選人上仍留有一手。所以,在未來數年很重要,如何爭取候選人的提名權。若到那時刻,香港人有很高的期望,中央卻設下很高的門檻引致沒有真正的競爭,我相信香港屆時會亂,特別是年青一代對這普選進行得那麼緩慢時,他們會站起來抗爭。

我相信特區政府很快會面臨這問題.因為下一次選舉是在2016年及2017年的選舉,若屆時仍未制定,我相信20144年會是另一次政改,2013年便會就此進行討論,因此,下任特首在2012年上任後,不足一年便要處理這問題,所以,這問題是迫在眉睫。」

按此推敲,下任特首必然是有所謂在香港政府內工作過的唐英年當選了?

「香港現時覺得建制派有两名候選人,簡俗化點講是工商界跟土共即本土親中央的人士對壘。現時本土工商界的力量相當大,你可以目睹選委裏的工商界較多站出來說明支持唐英年,因此,看來唐英年的勝算稍高,除非梁振英可以做到其民望遠遠超出唐英年,屆時中央不得不三思。所以,梁振英好希望與唐英年有更多的公開辯論,相反,唐英年一直逃避這問題。

唐英年若能保持民望不是太低,他獲勝算的機會不低。問題是,我剛提及的就是普選的挑戰。

學者們會覺得不管誰獲選為特首,一旦這人出任後不理順選舉問題時,他會面對很大的困難,就算以前沒管治經驗的董建華跟一名有管治經驗的曾蔭權,結果是,曾蔭權上任後在施政方面處處遇上困難,民望又不高,我看不見唐英年會較曾蔭權有實際的管治經驗及能力,所以,我估計他上任後,會更加是一個弱勢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如何面對選舉的問題,這更使人感到憂慮,他如何能好好地把香港人的意見向北京轉達,找到平衡點?他的政治能力的確使眾多人感到憂慮。」

明年一月八日,香港泛民亦設下了一個特首候選人的初選機制,讓两名民主派的人選分別是何俊仁及馮檢基參與初選,由符合投票資格的香港市民投票選出。這初選機制又能否成為一個好的模式,協助港人向中央爭取普選?

「我相信香港民主派的表現可影響到中央估計當整個政治制定開放後,香港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局面。倘若香港的民主派有理性、制度及步驟處理問題,這是好可以令中央放心,如現時民主派中容許有這初選的機制,中央會見到激進派不能夠透過這初選的機制可以跑出來,他便可能較放心即使開放出來,激進派也未必可以上台。

另方面,若民主派能與中央有更多溝通,對未來選舉的方式能設計一些做法能讓代表主流香港的人才可上台,他便會較放心,例如我們若能學似法國有两輪投票,確定誰人當選都一定要取得超過百分之五十時,過於做偏峰的人便沒太大機會出選。

台灣的陳水扁當年取得百分之三十、四十仍能出選,是因為對方出現分裂,所以,若有两輪選舉時,陳水扁未必可以當選。我相信,民主派一方面要身體力行試範予中央看,他們能夠有理性、步驟來推動民主改革,另方面,亦應提出一些方案讓中央放心。

現在大家都當2017年有真正普選,我們需要為這事情作準備,建立傳統及制度,如何在相同理念的黨派內產生候選人,到那天真的到臨時,建制派其實也要面對這問題,倘中央真擔心票會被分散敗於民主派,建制派內其實也要搞初選。這些制度其實也是一個示範讓親北京或建制的人看到,如何在一個理性、現代及平和的方式處理在同一個黨派內的矛盾,這對長遠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是甚有幫助。」

台灣明年一月便進行總統選舉,陳健民認為倘若台灣選出好似陳水扁風格的人當總統,實行去中國化或獨立之路,中央一定會對整個區域的穩定性更緊張,因為這分分鐘涉及戰爭問題。在這狀態下,香港的政治發展會更困難,所以,台海的發展關係如何,是對香港的民主改革有一定重要因素。陳健民謂,他希望目睹的是,不管台灣那政黨上台,倘台灣的主體民眾是要求一個两岸和平時,即使民進黨的蔡英文上台,她都會走一條較務實的台海路線。中央要知道民主不是壞事,若民主能令民意實現在執政黨的政策上,倘若台灣的主體民意是走向溫和,追尋和平時,誰上台都要尊重民意,這對中央北京政府而言,他會看見民主不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且是可以穩定局勢。

陳健民更道出中央政府學聰明了,由以前試圖打激民進黨的選情而變相幫了民進黨的選情後,改為不再只面向台灣两個黨派,而是直接面對台灣的選民。他相信,在這過程中,北京政府也在認識民主是什麼一回事,尤以現代民主的遊戲規則,使其可更懂得如何跟一個已實行民主的地區相處。這樣可慢慢放心讓香港走上民主之路。不過,這視乎中央領導人物的組成是否同樣擁有廣濶的胸襟。陳健民又是否相信已甚囂塵上的人選包括習近平、李克強及簿熙來等人有這廣納民意的胸懷,明白民主的好處?

「現時新的領導層從教育水平而言,已越來越提高,因此,他們對世界的管理或治理方法是要採取更開放的態度,接受能力該更強。但是,他們未真正上台,真正的臉貌往往是不會展現出來,所以,現階段難說,即使上台後仍需要穩定局勢,我亦不相信他們上台後便立即夠膽在政治上採取較前進的姿勢,所以,可想像在上台後首年間,他會做一些穩定局面的事。我估計習近平上台後數年,我們方能夠看到他在政治問題上會走向一個更加民主改革的路,或是一條保守的路。

我相信這些領導人都是出生在一些革命世家裏,他們都目睹自己的父母做一些大決定的人,他們都應該不會畏首畏尾,敢於做大決定的人。可是,這大決定是向左或向右,我們現階段沒辦法可準確地看到,仍需要待他們上台後再觀察。

總結而言,我覺得整個中國領導層的教育水平提升,我認為走一條非常保守兼強硬的措施,走這回頭路的措施應該越來越細。我目睹不同的路線在競爭中,如重慶是一種「唱紅打黑」的模式,但是,廣東現在談「共建共享」,深圳早前更講「公民社會共同成長」,走一條較開放創新的路向,因此,我見到中國內部的第二梯隊有人在試不同的模式,我見到有競爭。現階段很難講誰代表中國的未來,我覺得以中國現時的國策而言,相信有大刀濶斧的政治改革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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