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会客室：甘神父被拒入境与中国自行祝圣

当时，甘浩望神父为这群人士四出奔波，争取社会大众的理解及支持，当时的香港人对这个名字开始记在心上，最近，甘浩望神父的名字再度被传媒报道，原因是他在七月十九日被中国大陆边境人员拒絶入境，官方更把他的签证注销。个中原因为何？

甘浩望神父：“他们没有解释，我亦看得出他们应该不知道原因，电脑只会写某人不能入境，不会写什么原因。随后，有一间电视台问（大陆当局）为何不准我入境，他们的回应说﹐若有人犯中国的法律，他们可以不许当事人入境。但是，我没理由犯中国的法律，我在七月五至十日已到中国，我肯定这段时间并没犯任何事，他顶多可以说我参加了中联办的示威而已，但这是在香港进行的事。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因此而不准我入境。

“中国最近自行为两位主教祝圣，梵蒂岗却不同意，甚至将他们逐出教会，梵蒂岗于7月中旬将其逐出教会。可能要就这些事作出反应，所以，我们便受这样的影响，因为现在至少有三名外籍神父都被拒入境。

“我们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是普通的神父或者教友、修女，我们不是高级，这是梵蒂岗及北京的主教的僵局，我们不应该受影响。我们入中国不是搞任何事，我在中国亦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廿年，甚至中国境内的官员都觉得我们的服务有意思。我在2007年亦获得徐州给予我一个十名最有爱心的志愿者，直至今年一月再颁予我一个奖。我在徐州已经有八年，若有搞事他们也不会颁这些奖给我。所以，我觉得中国境内的政府都欢迎我们进境为聋哑学校提供的服务。

因为主教祝圣的事而令我们打断了廿年的服务，我觉得反应及影响令我们很难接受。所以，我希望不许入境只不过是暂时性而已，一、两个月后能够再容许我们再入境。”

甘仔其实对能够再度入境亦不敢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清楚突然被拒入境，不独影响自己在官方开设的聋哑学校里教书的志愿服务，更令他情绪上感到错愕及伤心。所以，他十分希望梵蒂冈及北京两国的沟通，真的能达致和解。

甘浩望神父：“我希望现梵蒂岗已跟北京有来往，希望他们以后能够有少少和解，因为我们在中国境内做教会的事，我们都想做一些和解的服务，如罗马不承认那些主教，我们都会鼓励罗马了解多一点，又会鼓励他们不要提那么多罗马不会接受的事。这些都是我们闲常聊天时所讲的，再者，中国有地上及地下教会，我们都十分希望彼此了解，教会是为大家服务而不是政治工具，反对任何一个政府，所以，希望彼此多点了解。

事实上，教会的初期，二千年前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教会，你参看宗徒大使录（基督教称使徒行传），当时所有的钱都会交予宗徒，然后再分予所有贫穷的人，所以，教会初时没有穷人，所以，我们都有这理想。

我希望在这方面都能够争取对话，事实上，我们都好希望争取到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大家有钱、有财产可以分享，这都是我们基督的精神。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对话，七十年代，我们都有解放神学，有社会主义基督徒，我们都真的好想有真正的对话，我们不是中国的敌人，不是罗马的代表，我们只不过希望在中国境内服务。无论你属于什么宗教或思想，有神论或无神论者也好，能否一起提出真的服务？”

甘浩望内心其实也渴望一个真正共产主义的社会，人们无分彼此，互相帮助，所以，他亦十分希望两国的对话真的能够达成，更在中国境内就主教祝圣的问题尝试跟一些相信有官方背景的人分享意见。哪他们的反应如何？

甘浩望神父：“祝圣主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独中国，甚至意大利、阿根廷等其他国家都常出现这问题。谁是最合适做主教呢？很多时都有不同的意见。最近，意大利都派了一个主教到最大的教区米兰，当地的人都不太接受他，可是教廷仍派。所以，我们有时觉得他们需要多一点对话，不是完全赞成罗马的做法。

全世界都应该在祝圣一名主教时，问当地普通的教友、修女、神父，大家一起决定，当然，罗马是最后决定者。所以，我们也不完全同意罗马的做法。”

信奉天主教兼献身示奉天主的甘浩望在中国境内事奉多年，目睹中国境内的教徒有忠诚，但也有私心。不少人争做主教但却忘记主教是什么。他指，主教是一个服务，不是一个权，不是一个光荣的地位，更不是因为人心地好，就把主教当作一个奖送赠。主教要看著教会的发展，同时间要服务别人，如教宗，他就是仆人的仆人，主教或教宗就更应是一名最多服务的人，最多与卑微的人联络，要身体力行往群众里服务，好似耶稣。不过，今天他目睹的状况却恰恰相反。

甘浩望神父：“可是，现在并非如是，好似中国甚至其他地方，主教是什么？当然是教会的领导，有权的人，有光荣，又因为升了做主教而什么也拥有包括私家车等。所以，在内地做神父的好想做主教，但是，你为何那么想做主教？脑里想什么？做神父是为人服务，不是因为虚荣而做的！如果，每一个教区，主教是话事人，大家都要听从他，对不起，这不是基督徒精神！”

问：你目睹中国境内的主教是否只追求权、光荣而不是服务人群？

甘浩望神父：“我其实见到有不少主教很好，甚至以前有一个人，他真的很好，可惜，罗马不承认。当然，有些人好明显好想做主教，他或者以为做主教是职业的最高峰的境界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这样想，他在教院里受到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希望教会就这件事深入一点分析及默想。什么叫做主教甚至神父呢？不是团体可以话事，又是一名好巴闭的人，只不过是一种服务，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得到最高的地位。”

纵使有些教友带著目的往教会，但是，经过他向各教友讲解主教或神父的本位时，他发现教友是明白的，“有些是明白的，他们好多心地好及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过，我觉得那里的气氛仍是以做主教为目标的感觉，因为如我之前所言，他们会觉得做主教好厉害，有些教区的神父甚至是一定要做主教，若是其他人做主教就不接受，的确有这些情况。不过，这并不关乎政府或什么会，是人的心的问题。当然，有些是社会上当权者的责任，但最主要的仍是人的心。”

在中国良久，甘浩望眼中今天的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又如何？

甘浩望神父：“中国不同地方执行国家的法例是有不同的，有松也有紧。其实，要视乎不同的教会的情况，倘若政府觉得某教会人或神父多时，他们会注意多点。相反，若人数或神父不多时，就会较松。我们现在于境内的较开放，他们没什么担心。我不会说那些地方较紧张，但是，有些地方我与当地神父共祭，每天都可到教堂及祈祷，有些地方就因为政府紧张一点，所以，我只可参与弥撒。”

有好多教友及修女、神父等，都好忠诚，不畏惧政府的施压，他们都是按著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做。可是，也有教友向往舒适生活。甘浩望神父：“当然，教会也有一些人可能较喜欢舒服的生活，喜与有权者接触。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不断检视自己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分析清楚要聆听上主的说话，另外，真理及对的事，我们该如何做。我们有时会用错误的方法或做了错误的事。“

问：你在中国境内一段时间，是否经验过有政府官员希望透过你跟香港前枢机陈日君说话，望他不要有那么多批评？

甘浩望神父：“他们没给我好大压力，但是，几年间他们都有跟我讲，跟我一起吃饭，谈的也不只陈日君还有教会其他的事。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可谈，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徒，所知的都已是报纸有讲的。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自己亦如之前所讲，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桥梁，不要如现在般梵蒂冈罗马与北京处于一个僵局。”

问：你怎看中梵现时的关系？

甘浩望神父：“我觉得不应该再这样保持敌对或僵局。我知道梵蒂冈及北京各有自己的原则，但其实不要时常提原则，看看教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普通教友的需要。不要时常只注意主教，甚至主教讲多一点服务，不要讲什么权等其他事，时常提这些，敌对或彼此怀疑的僵局就无法改变。

“我觉得多点对话，我们为何现在不与共产党对话呢？为共产党想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基督徒是什么？有没有共同目标可以争取呢？我们能否共同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呢？一个彼此了解大家的。

“当然，要对话就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不是要做话事人或做高级的基督徒。

“一名共产党人员一定要坚持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肯定不会要求你信神，你是无神主义，但是，你若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我不独尊重你且会向你学习。”

现时中国社会甚至教会里有那么多贪污，或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可能就是没有这些对话，彼此互相猜疑。

甘浩望神父：“不是直接的贪污好似社会上出现的事，可能教会里有一种物质主义的思想，令到教友、神父，修女相对较少，会有一个迷惑，想有舒适的生活，有私家车及有钱。事实上，这是教会真正的危险，而不是政府做什么。如果你想做好教友，好基督徒，现在有这机会，不会有人阻碍你。倘若你想有舒服的生活，可能会有人愿意给你一些好处如钱或私家车等，你之后便会逐渐失去了真正基督徒的精神。有些教友也不是真心的因为想利用教会的经济利益，不过，我相信这是全世界的情况，不单单中国而已。”

问：梵蒂冈有否透过你传递讯息，表达教廷的善意，希望双方可以对话？

甘浩望神父：“我们跟教廷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我们是天主教徒，但是，不是教廷要我们做什么事，我是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他们一丁点儿也没有要我做什么事。”

问：你过去在中国境内有否目睹官方在主教擢升问题上作出干扰？

甘浩望神父：“我也是听闻而已，按我阅读的公教报或其他报纸知道，好似广东主教的祝圣也有问题，知道罗马不同意。”

究竟十五岁就进入修院的甘浩望神父何以会到香港甚至中国传福意？他在这华人社区争取公平快将四十年的光荫里，感觉社会的转变如何？能否呈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国？更重要是，中国人如何面对过去接二连三出现的沉重人祸的仇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