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的施政是「親商人、遠民眾」，這對社會帶來怎麼樣的影響？
答：我相信一個政府應照顧不同階層的利益，在處理政策時更要聽取不同階層的意見。當只聽取一方的意見，並只照顧某方時，如地產商，這會造成政策上失誤的可能性。
社會若感覺到，他們就會有反應。香港現時被指普遍地有仇商的情緒，尤對地產商較大反感，這情緒更有來自中產階級，如美孚新邨。政府這樣做，在現實中引致財富分配及社會價值造成問題。這使香港两極越來越嚴重，在堅尼系數裏更名列前茅！有些大學生畢業後仍沒有穩定工作，甚至有到地盤工作。我相信，香港已進入不滿的年代，香港政府要好好警醒這些危機。
我相信我們的政府若不能再立根於香港不同的階層，只站在某一些特殊階級之上，我相信他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會越來越低，若任何問題發生時，這政權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問：香港民間另一股影響深遠的巨大怨氣，是來自教育界。他們對於教育局推行的國民教育極有保留，更形容為「洗腦教育」，接受教育其實是基本的權利，何以這類教育會引來那麼大的反彈，更導致逾廿間著名中學聯署反對？
答：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所謂推行的「國民教育」，並不是真正有任何的教育價值。英治年代，英國政府亦避談，不講中國及香港歷史甚至英國的也不談。可是，在代議政制發展的過程中，公眾都認為我們需要掌握足夠的現代的公民意識，因此，公民教育便盛世而起。回歸前，有公民教育指引，對一些普世價值如人權、法治、自由及民主，有一定的照顧。
回歸後初期，公民教育仍有一定的發展，近年的發展，我們目睹由本地有關當局，以致中央都是想透過教育的控制使其政權更能受到認受。
2003年，有關國家安全的廿三條立法要在香港立法時，發現香港人對人權有很大的執著，對中央有很大的懷疑。當香港市民對自己的自由感到有很大的威脅時，誰人不理會？即使中央或有多大的權壓下，他們也不會願意交出手中的自由。我相信該剎那，中央做了很大的決定，香港的傳媒很有問題，要加以控制；另方面，要做好香港的國民教育。這種意識形態滲透到教育，就會出現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在別的國家中並沒有一個特別的名詞稱為國民教育。若有，也只不過是在保守落後的地區；在先進地區也只不過是公民教育，說的都是「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如何避免政府濫權？政府濫權時該如何是好等」，甚至會營造一些社會價值，說明是一些社會契約，政府一旦做不了協助公眾謀取公益、保障人權或維護法治時，倘侵犯人權時，民眾有權推翻政權等。這是現代公民教育非常需要的東西。
另方面更重要的是，這種公民教育不只是資訊性的東西，或價值性的問題，而且講及行動的技巧及意識。這些公民參與，公民行動的觀念，對香港政權有一定的威脅。若每人都講人權時，中國在香港的認受性就更低，因此，要取代這便要壓抑公民教育，擴張國民教育，塞進中國一些慣用的理據如「我們人口眾多，所以，有些問題大家要理解！又如，我們因為要食飯，所以，要犧牲很多的權利、倘不鎮壓天安門，社會就亂等」。
這些所謂的國情論在國民教育裏佔相當重要的部份。雖然，一下子不能把人權、法治從課程內文中掃除，因為它是一個取締公民教育的一個課程，它的做法會是輕輕提及人權、法治，然後用國情的角度批判這些普世價值，甚至主管的官員向老師介紹有關課程時，親口謂這些都是西方的價值，並予以嚴厲批判，又認為那些是用來打壓中國的工具，又或講那是主觀的感受，難於證明等辯詞。
另外，教材的內容都是有偏側性，只講好，不說憂，沒有提及敏感的事項。主管的官員的回應又會是：「為何總是從負面的角度看中國？」這樣你便可理解，他們所謂的教育並不是希望你能夠掌握全面的資訊，不望你有獨立的批判思考，使學生在知識上及能力上的長進。
相反，要求學生感情上投入一種麻木及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成長，甚至表達愛國的情懷也要被它控制包括大聲喊叫「我是中國人」、「為中國隊打氣」等類似的東西，倘不因此而有自豪感便要反省等。
對感情的表達，愛國的方式都有很多具體的要求，完全跟政治教育或國內的政治教育，分別不大。由於香港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因此它現在的做法仍舊隱脢些，會跟你說「不要批評他，要他反省，做好評核」等。
這些事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是「洗腦」，令你多點認同中國，或對普世價值多點質疑。我覺得大部份的情況，是不能成功，可是，有一件事它一定做得到，就是在過程中令學生在校園中感到有壓力，做順民，保持沉默；倘有評核，就會做某種表現。
這使校園裏充斥虛假的口號及淺薄的矯情；老師在言教及身教上去馴養一群學生，不斷提供單方面的資料，當然，不是用陰謀論說老師會做這些事，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量；而教材及編寫又要教育局同意，因此敏感話題不容易放在課程內；再者，課題傾側性的選擇，及獲政府資助有政治傾向的教育機構，只唱好，而迴避陰暗面的教材，最後，老師在繁重的工作中便會照用那些教材，到最後，這便等同協助他們單方面的灌輸。
倘老師個人素養較強，可以在課堂上多說數句，以望能全面一點，否則，無論觀點以致資料都是偏向一方。
整個過程，若說是教育，倒不如說是宣傳。有些人更可能是識時務者，學懂如何同流合污或生存。學生學了，這對我們的損害更大。即使未至如此，但若習慣了向權勢低頭，怕事被動，做一個馴民，這種馴民教育便已成功。所以，國民教育根本就是馴民教育。
問：中國總理溫家寶剛外訪歐洲時，再度發表「國家要改革，要聆聽民意」這些話其實已數度陳述。你相信嗎？
答：溫總理怎樣想，我們已很難了解因為過去不少個案如毒奶粉事件。貌似很動情的溫總理事實上最後保護不了結石寶寶、不能尋找四川豆腐渣工程出現原因。即使溫總理相信自己所講，但是，在這體制上某程度上被“容納”，這“容納”乃有助於中國以善良一點的容貌面向世界，不改中國現時政權侵犯人權的本質。難聽一點，他可能是極權體制的幫兇；再難聽一些，他自己在這種架構裏是其中一個成員，扮演著「一個黑臉一個白臉」。
所以，中國在外交上講悅耳的話，作用不大。只要在國策上仍是一黨專政，不容不同的聲音，製造特權，政治不開放，最後，體制本質上是沒有任何改變。
問：人權監察一如既往，今年在「七．一」遊行時，亦到現場監察整個過程，但是，你今年的遭遇就很不一樣。
答：是的。人權監察自回歸以來一直都有監察請願的活動，我們會看警方如何處理整個請願、示威，倘有侵犯人權的事發生，我們會紀錄下來，之後，會在適當的地方匯報例如立法會、聯合國或發聲明給本地傳媒。這做法的目的是，希望長遠地確保示威請願的空間得到尊重。
今年有史以來首次有觀察員亦即是我自己被警察意圖拘捕。我當晚在中環干諾道中觀察示威，期間一直順利，警察也知道我們做觀察員，所以，我們沒阻礙警察的工作包括攝錄。但是，當警方接近完成工作時，有警察走上前要拘捕我，我提出抗議並質議他們指，他們不能隨著自己喜歡的事而做如拘捕就拘捕。附近的旁觀的市民或記者目睹我被警察意圖拘捕也感到譁然並說：「人權觀察員都要拉？」警察立即有點不知所措，但仍堅持要我出外(示威現場)，核實身份，之後，推我離開現場。我事後才知原來也有些記者被拘捕。
當我被推離現場後，我再次質疑警方指根據《約翰內斯堡》原則是，所有可能侵犯人權的地方，人權監察的監察者都應該可以在那裏出現，目的是確保有機會侵犯人權的事會有人掌握，資訊可以發放到公眾。當時，警方聽後也感尷尬，並把手鬆開，最後讓我離開。
在國際標準中，警方是應該協助人權捍衛者而不是阻礙或打擊他們。我們十分擔憂這是否代表警方的政策改變了？回歸前，我們也可以進行這類監察活動，我們亦得到警務署的同意容許我們這樣做，故不明今次的做法。
我們亦擔憂這類做法會進一步威脅我們的觀察員，即使把我們帶離現場，但是，這做法已阻礙我們的工作，對維護人權不會有好處。
羅沃啟強調，過去到事發當天，每名觀察員都穿上印有組織觀察員身份的恤衫，他的遭遇，令他聯想一個自中央的消息謂「要做就做」的強硬辦事作風的說法。他說，人可以做的只有把握自己的命運，參與及表達自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