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股爭拗再進一步升溫，演變成憲制性的問題，不少立法會議員、法律界學者，及不少民間團體嚷著要求香港政府正視問題，更有聲音說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廿四條，即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可享有居港權的資格，或更徹底一點就是修改《基本法》有關的條文。一直在香港監察著人權狀況的香港人權監察怎麼看這俗稱「雙非」孕婦的問題？再者，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這議題鬧得熱哄哄之際，突然間主動跟香港傳媒說，香港終審法院在2001年審理居港權的《莊豐源》案時，未有依從1999年人大常委就同樣是居港權的《吳嘉玲》案作出判決，這又是否孰實？今集請來香港人權監察的副主席，本身也是律師的莊耀洸談談這問題。
由於「雙非」孕婦已成為香港的社會問題，香港特首曾蔭權最近表示，香港政府會推出四招行政措施阻截「雙非」孕婦，包括與中國內地聯手打擊中介公司和跨境車輛、加強截查非本地孕婦過境、取締無牌旅館及檢討非本地孕婦在公共醫院急症室分娩的收費。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莊耀洸認為，用行政手段來解決這燃眉之急，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因為「雙非」孕婦可以是一個無底深潭的問題，因為中國幅員廣大，若不解決這問題，將來可能會有更多人湧進香港。屆時，不獨對本地或國內的孕婦不利，即使對孩子的權益也造成影響。
不過，以行政手段解決問題，會否給予一個錯誤訊息，讓一個政府可為求自己的便利，任意莽為，用行政方法剝奪人民的權利？
「關鍵在於涉及的問題是否人權問題。倘若涉及的問題跟人權有關，當然就不能這樣剝奪。你喜歡在那地生孩子，然後，取當地的居留權，這究竟是不是人權？這部份在人權公約中是沒有的。香港現時的《基本法》有這規定是經過2001年《莊豐源》案，現在的問題才出現。過去，這問題不嚴重，但是，過去一年情況轉趨惡化，亦預測今年龍年情況會很嚴峻。因此，這問題是必須要處理，因為從權利被侵犯的角度看，會有更多問題出現。若回望香港政府過去所做的包括醫療安排等，你當然絶對可以說「做得不足」，不過，香港政府即使做得快，也明顯不足，因為很難預計會有多少人來港，所以，可理解個中的困難。」
自終審法院在2001年就《莊豐源》案作出在港出生的孩子可擁有居港權後，至今有逾十七萬名「雙非」孕婦在港生孩子，孩子因而取得居港權。單憑2001年計算，當時「雙非」孕婦在港生孩子的數目只有六百二十名，數字的急升，引起一些議員呼籲香港政府再次向人大常委提出呈請解釋《基本法》。莊耀洸又是否認同用釋法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
「我強烈反對向人大呈請釋法。第一個原因是《基本法》寫得太清楚了，它述明在香港出世的中國公民就已經有居留權，由於這寫法那麼清楚，所以，籌委會如何再添加條件，終審法院在2001年也說明只能根據《基本法》字面條文解釋。現時，坊間提出的釋法方案，完全是強行在法例上添加一些字眼，即父或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這些字根本不在原有條文上，因此，這樣做不是解釋法律而是修改法律。你若要修改便要進行修改，不能透過解釋來達致修改的效果。
第二個原因是一個法院已判決一個決定，現在透過一個政治的組織即人大常委會來推翻這決定，這必然對香港的法治造成損害，因為人大常委不是一個獨立的仲裁而是一個政治組織，再者，人大常委並沒有經過公開辯論，如法庭般容讓訴訟雙方辯論，因而未能做到公平審訊的過程，相反是經過一個閉門的形式決定結果。
第三個原因是11年前即2001年七月香港政府都沒有提出要人大釋法，直至問題現在嚴重了，便說要釋法。這究竟會出現什麼效果？以後，可能會出現「沒有終審」了！屆時會因應形勢而要求人大常委作出解釋，這會令至很多案件沒有了「終審」，這對整體法律的穩定性會造成很大的傷害，這對法治的衝擊是非常巨大，因此，強烈反對人大釋法。」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較早時就「雙非」問題是否修改《基本法》或提請人大釋法，透露了2001年年終審法院的裁決沒跟從九九年的人大釋法，港府期後「隻眼開隻眼閉」，引致今天的局面，一直跟進居港權問題的莊耀洸怎理解這番說法？
「首先，指稱香港的終審法院沒有考慮人大釋法的說法，這並不正確。在判詞最尾部份提到，法院正正有看到1999年的人大常委就《吳嘉玲》案的釋法指，立法原意已反映在籌委會的文件中，的確有這句。但是，當你一直看前部份它都是在說香港以外所生的孩子，這即解釋《基本法》第廿二條第四款及第廿四條第三款，換句話說，不是在談《莊豐源》案的情況，該案是談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九九年個案的釋法是涉及香港以外出生的孩子，所以，由於九九年的釋法並沒有解釋到莊豐源的情況。再者，代表香港政府的律師在《莊豐源》案中於法庭上也沒有爭辯九九年的釋法是有涵蓋莊豐源的情況，他只提到既然人大釋法中有提到籌委會的意見，終審法院也應該考慮。政府律師為何這樣講呢？只講反映在籌委會的意見，而不是說籌委會所有的意見反映了立法原意，他只在談《吳嘉玲》案的情況下反映了立法原意。
由於九九年的釋法所使用的文字，並沒有涵蓋《莊豐源》案，在法庭上也曾就九九年的釋法的含意及影響進行了辯論，之後，法庭才判政府敗訴，因為《基本法》的字面實在說得太清楚了，莊豐源的確是有居港權。所以，范徐麗泰現在講終審法院錯誤，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成立。
問：范徐麗泰是否在作出誤導公眾的言論？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誤導的意圖，但是，她這樣說當然是誤導了，因為看《莊豐源》案的判決書就可以十分清楚了解當中的說法。再者，你再看九九年人大常委的釋法的尾段部份，亦可看到只針對《吳嘉玲》案，因此，有些媒體的報道包括電子傳媒在談到九九年釋法的問題時，也被誤導了。在報道中，會認為當年終審法院真的有弄錯，沒跟從人大釋法，人大釋法該是最具權威的，法院必須跟從。不過，人大釋法當年並沒有談到莊豐源的情況。傳媒是有被誤導。」
根據普通法的法理原則，當詮釋法律條文的意思時，首先必須按其字面上表達的意思進行解釋，倘真有模稜兩可的情況出現時，方會從立法原意入手。可是，要理解立法原意時，便必須要參考翻查立法的機構當初定立該條文時，作出討論及決定的所有文字紀錄。當然，這個機構必須是具法律地位的權威性。現在，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提及的「籌委會」，在法律界中它又是否可被視為具法律地位權威性的立法機關？它所有的討論及決定的文字紀錄又是否具參考價值？
「它的參考價值是極低！終審法院要推敲立法原意時，首先，條文的字面已寫得很清楚，你就毋須再看籌委會紀錄又或姬鵬飛在人大中的發言。香港的法院在普通法制下審訊的法官，只會以普通法制底下解釋法律，即當條文的字面已很清楚時，只須按文字解釋。
立法原意並不等同立法者原意，在一個國會或人大通過的法律，當中有那麼多人討論法律，實在很難按個別人的想法為準，所以，是要有文字的紀錄才可確定立法的原意，這才是客觀，法律才確定，因此立法原意透過文字清楚表達了，可確定了。
倘文字不清楚如《莊豐源》案，你便可考慮其他文件，即《基本法》以外的條文，首先要看的是《中英聯合聲明》，因為居港權就是照抄《中英聯合聲明》所講的。當然，草委會的一些文件也可考慮，不過，《基本法》已通過了，文件包括籌委會的文件，豈能再以這事後的意見來推論立法原意？這只不過可能是事後的想法，你一定要找立法之前的證據，可是，在《莊豐源》案中沒有提到之前的證據，政府一方在法庭上提供的只是籌委會的意見，終審法院說這不能夠，因為這無助法院確定立法原意。事實上，應該是在一九九零年《基本法》通過前，那些文件才需要考慮，否則，其他的基本上是不會考慮的。」
香港人權監察既然不贊同人大釋法，他們又是否贊同坊間另一種意見就是修改《基本法》？
「我們沒有說要修改《基本法》。不過，若有人提出時，我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方案，需要討論。當一個法律造成很大的困惑，需要經過討論，大多數人覺得需要改才需要改。相反，不能夠那麼兒戲這刻覺得需要改，因有損害出現包括縮班「殺」校，但是，當經濟不景時又望多一點人來香港，結果，修改後又說要再改。
經濟狀況其實不斷在變，因此，要修改憲制性的文件時，需要想清楚是否要改？如何改？因這涉及多人的權利。即使說要保留居留權，有沒有其他方法？在不修改之下，行政措施是否有效呢？尤其是在中港合作下，有機會有些措施是可行。老實說，我猜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之前就問題的商討並不認真，迄至過去一年的問題浮現得那麼厲害，所以，我想當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認真談時，我覺得有機會可以找出一個方案。當然，若不行，那時可以考慮修改《基本法》。不過，修改一個憲制性文件是一件大事，要修改至低限度要有一個詳細的諮詢，更可能不只於一次，我覺得起碼要有這麼嚴謹的程序，因為修改《基本法》不是一樁小事，起碼這修訂影響往後幾十年，因此，修改《基本法》是一個可考慮的方案，但是，一定要有詳細、廣泛及真正的諮詢。」
要修改一個憲制性的文件，當然需要詳細而嚴謹的態度處理，但是，不管如何修改或修改後的內容會是如何，按香港社會近年間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更批評「一國两制」已毀掉，两地政府的商討又是否能夠令人有信心。
「我想該是香港的官員與中國境內官員合作時，一定要堅守香港「自治」的原則。在「雙非」孕婦問題上，香港一定要跟國內合作。不少人說要解決源頭，故方法是釋法或是修改《基本法》，不過，從地理上而言，這些人來港的源頭就是中國大陸，國內中央政府該有較多方法，香港在這問題上屬於「下游」，如何努力做，效果也不會顯注。故此，香港是需要跟國內合作，可是，合作時又會否喪失「自治」的原則？這便是香港的官員跟國內的官員合作時，永遠要堅守的一條線。
可是，我們又如何知曉香港的官員有堅守呢？這便涉及香港政府的透明度，此外，再度涉及普選即政府是否有人民授權的認受性？倘若有人民授權的認受性及具透明度，這便能夠有多一點保證。」
但是，每個政府資源也有限，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須要尊重人有尋求更理想生活的權利，為孩童尋覓更好的醫療、教育與政制的前景，故作為一個以捍衛人權為目標的組織在箇中如何其平衡？
「在國際人權公約裏，誰有最大的責任承擔？就是管治你的政府。當地的政府是有最大責任來改善教育、醫療及福利等。若「一孩政策」有問題引致孕婦來香港產子，但是，香港一個那麼細的地方，可以處理到多少國內政策出現問題而產生的後遺症？一個那麼細的地方是很難處理，由於責任本身就在國內政府，是中央政府要處理好的問題。
縱使我十分理解國內同胞為何來港，只要設身處地，便不應有任何的歧視，不應遷怒於國內的同胞，但是，這真的是政策出現問題下的問題，因此，一定要返回政策層面改善。若不改善，長此以往，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若國內的政策有問題，先要國內的政策作出改善，充份保障人權才可。」
「雙非」孕婦在港產子的問題，迄今仍未能找出一個解決方案，往後如何發展，還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