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曾因六四事件而坐牢目前仍繫獄中的劉曉波獲悉,相信他的心情會很難受。但是,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即使在監獄外,但也不見得她的心情一直好。她在本月九日至七月二日透過獨立中文筆會協助,在香港舉行相展。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說,透過劉霞拍攝的每幀相片,她感到劉曉波的存在:
"劉曉波是一名文學評論家、詩人及思想家。劉霞作為他的妻子,二人間在思想、藝術上,在美感的互動及交流,跟一般的夫妻是不一樣。我在劉霞的作品裏,我完全可以看出劉曉波的影子,也可看出劉曉波活在一個怎麼樣的陰影之下。劉曉波是一名追求寫作、思想及言論自由的知識人,但是,因為這種自由總是受到壓迫,總是被剝奪,所以,他一直在掙扎。我相信劉曉波妻子劉霞會有切膚之痛,如果她的丈夫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被關進監獄,她當然會覺得非常的痛苦。所以,她從自己的藝術裏表達這樣的痛苦,她表達的同時也是一種無言的抗議,所以,我覺得劉霞的作品是非常感動人,因為我們不獨看見一名藝術家,而是看到两名藝術家,两名追求理想的藝術家及文學家。"
她覺得,這對夫妻是一對藝術夫婦,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對話,看罷劉霞的作品可完全地讀懂,劉曉波是在怎麼樣的一種生活及創作的條件下掙扎:
"所以,我認為這對藝術的夫婦事實上是我們中國社會裏一個財富,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可惜,你看他們現在得到什麼樣的命運,一個在牢裏,一個被軟禁。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怎麼樣的制度?怎麼樣的法治國家?大家可想而知。"
在18幀黑白的相片中,看到的都是劉霞藉一個個公仔來比喻自己及劉曉波的心情與生活狀況,有困在玻璃瓶內,有公仔「死」在木柵上等,無不令人感到沉重。而廖天琪每談到劉曉波,感受很自然的傾瀉而出,她解釋因為她感受到背後的悲劇性,因為劉曉波早在80年代起已追求理想,為中國而操心:
"他一直在思考中國社會要往那裏去?中國的未來在那裏?一百年前,中國社會為到真民主、真自由上街抗議,年青人不斷發聲吶喊。一百年後,中國是什麼樣的情況?在某種情況下,並不較一百年前好。也許,今天的科技已發展、政府有錢﹐社會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的生活較以前好,但是,中國今天產生的問題是以前沒有的。我們對生態的破害、環境的破害、市容的污染等,都是我們知識人非常擔憂的。我認為劉曉波從年青時代已開始,一直注意到這些問題,而且不鍥的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表達,用文字或文章,甚至直接上街參加抗議的活動,最終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她且記起,自己早在2001年起已認識劉曉波,她更可以說是劉曉波的第一位讀者,因為他每寫完文章,第一時間便會發送到當時在華盛頓工作的她在中文網站上發表。廖天琪謂,他的文章無須編輯,且震動人心,對問題的所在更經常可以一針見血,指出癥結所在,甚至分析導致原因及解決之道。廖天琪且以黑窰童工問題為例,透過劉曉波的文章認識到眾多童工在不見天日的井底下工作,健康與常人的生活全被犧牲。雖然,劉曉波會批判,但他同時提出措施如何杜絶這樣的問題。故此,廖天琪認為,劉曉波的文章給她很多啟發性。不過:
"我相信他寫每一篇的文章時,他都經過一些內心的掙扎,他要是說實話,把所有的問題講清楚,他會觸及極為敏感的問題,這都是當局不願被別人揭露的,就好似傷疤一樣,是一個很難看的傷疤。所以,他大部份的文章在寫完後,都是把自己推至一個極為危險的地位上。我自己也有好幾次問:'曉波,你是不是寫得太尖銳、太露骨、太過份了?你會不會遇到麻煩?'他說:'我要麼就閉嘴,什麼也不說,要不我就寫出我自己心裏想的,我眼睛所看到的。對嗎?所以,我多年直接接觸劉曉波的寫作狀況及心裏所想的問題。我相信,劉霞作為他的妻子,對這些事是非常敏感的,如果,劉曉波一直工作至深夜或清晨才卸筆,他妻子當然知道。她知道他在想什麼,思考什麼的問題。再者,我相信劉曉波會跟妻子談這些問題而不只是自己一個人想,所以,他們實際上两個人是一個人,一個人是两個人,他們同樣接觸及思考這些問題,只不過,两個人採取不同的表達方法,一個是用文字及語言,另一個人是用眼睛及照相的技術來表達。"
獨立中文筆會本是一個文學組織,訴求跟國際筆會或全球眾多作者所講的一樣,就是要求言論自由及寫作自由。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個人享受不了寫作及言論自由,我們其他的人也沒有辦法可以真正的享受到言論及寫作的自由。我們要為他們去努力,直到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權利。"
不過,獨立中文筆會卻常被視為一個政治組織。廖天琪謂,這是被迫的,因為他們除了追求文學,同樣追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因為有眾多作家、記者或文化人都因這些理想的追求因言獲罪,成階下囚。故此,他們便會本能的作出反射性行為﹐替坐牢者呼冤申訴,因而給別人留下一種政治組織的印象。
在台灣讀書時修讀文學的廖天琪強調,文學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份,除了為她覓得德國著名的漢學家做如意郎君外,更讓她有眾多機會把不少中國的古典文學譒譯成德文,向愛好古文化的歐洲人介紹。因此,當她目睹中國今天的文化發展時,她不禁感到嘆息,發現今天的中國跟過去一百年前,人文精神上較其他國家發展得更落後:
"中國仍在掙扎,仍不自由,中國今天經濟條件較以前好,在不同方面如科技、財力、經濟實力方面也較以前成功。但是,我覺得在精神生活上,人文精神的表述方面並不比別的國家好,甚至是更為落後,因為從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系統性的把中國傳統的文化進行徹底性的破害,同時又把中國關閉起來,與外界隔絶幾十年,這種情況不是經過廿、三十年可以馬上恢復,這需要時間。你可以想像,中國整批的知識份子被殺害,被侮辱。這國家系統性的把國內最優秀的一批人毀滅,你要再重申建立是不容易的。所以,中國今天面對的是,縱使有一些方面真有進步,另一方面在人文、思想方面,在精神獨立方面並不比一百年前進步了多少。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因為一個民族的延續,並不只有物質的,應該也有精神的,否則只能夠是短期,突然間異軍突起,在短時間可能很強,很富裕或驕傲,但是,往後又會步入衰弱甚至混亂。最近一、两年間發生的事情,很多中國人都感覺到中國的前途還不知會發生什麼的事情,我們可能不需要等十或廿年時間,可能就在這两、三年之內,中國會有比較大的變化。這變化會往那裏去?是禍是福?我們不知道!"
中國走過的路,廖天琪慢慢的逐一細數,由土改開始到今天,她發現:
"在中共統治之下,不斷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把我們整個民族及傳統弄得體無完膚。我們現在是需要重新思考及回顧來收服我們的精神生活的時代。"
至於,中國政府近年間不斷宣傳禁止低俗不雅之風,更一度在天安門廣場上擺放孔子像,媒體不斷廣播孔教,廖天琪都看在眼內,但卻覺得異常膚淺,更認為是一種結合商業需要的元素。她認為,文化不該是這樣,它是源遠流長的匯聚,是講求內心及精神上的認同。
今年六四事件廿三周年,坊間再度傳播中國中央政府有可能平反之說,但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員姚監復給眾人澆了一罈冷水,他指六四事件無可能平反,否則,當權者便算是非法的了。六四事件,是否就此永遠被定性為"動亂"?中國發展永遠的絆腳石?廖天琪認為六四較過去眾多的政治事件,相對性可以容易處理。她指:
"因為他涉及到的人到底並不是這樣多,不是幾百萬或千萬人。涉及的人確實多,有來自不同的省市,很多人被投入監獄,有些人甚至現在仍在監獄中,我們想起來也感心寒及心痛。但是,從數量而言畢竟不是那麼可怕。先把因六四而錯誤投入監獄中放出來,對他們進行賠償,若人已死了,就照顧他們的家庭。若這個政府現在做這個事情,馬上可以得名聲,維穩費用可以減掉一部份。這些老磚頭不相信,他們以為只有鎮壓這方法。這其實是錯誤的想法。你認錯,我相信很多人心裏都受到感動,然後講'我錯了,我們現在要開始調查'。我知道這不容易,這政府亦做不出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劊子手。"
她強調,她的建議是給中國人尋找出路,為中國人找回尊嚴而講,並不是為政府尋找出路,她更相信,十八大換屆在即,縱使,不可能立即會有新的局面,但是,她相信會有改變,只不過,現在還很難判斷。但是,她相信,劉曉波就不一定需要坐滿十一年刑期方可釋放,而她更相信,劉曉波不會離開中國而前赴別國。
她謂,她雖然不知道劉霞現時的實際狀況,但是,她聽聞劉霞獲准與父母及劉曉波的兄弟見面,只不過,她不能離家半步,整天困在內,被迫與國保朝夕相對,共處一室。至於,劉曉波在獄中的狀況,她相信該不會有大問題,因為獨立中文筆會為到獄中的會員向別國尋求關注,只要他們跟中國政府領導人見面,提及他們的名字或者羅列一紙被囚人士名字的清單時,她深信,這絶對能為被囚者帶來利多於弊。所以,作為會長的她強調,仍舊會為因言獲罪的會員,感到痛心及四出奔跑,尋救協助,希望救他們脫離困厄或減輕痛苦,因為,廖天琪謂,這是她作為會長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