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成為新一任的公民黨主席感覺如何？
答：任重道遠。創黨主席關信基教授很好，為黨建立的原則、價值觀及理念訂下了良好的理論及哲學性基礎。在這基礎上如何把過去四、五年的經驗進一步發展成我們的組織、政策的方向、地區的工作，在民間社會及泛民主派的參與、力量及貢獻，這是我想做。這正是我為何有任重道遠之感，相信對黨的發展而言，在未來兩年是我任內重要的時段，望公民黨有進一步發展。
問：有沒有發展藍圖？
答：我相信有的。創黨時，我在新界西支部主席，做黨主席前出任黨秘書長，在整過程中累積了親身的體驗，知曉前線同事的思考、期望等；做秘書長時也知道組織內部的分工、合作及規章制度的建立、民間組織的關係，與泛民盟友之間的關係，這些經驗寶貴。
現出任黨主席，黨的制度發展、黨員的參與、如何聚合力量及想法，把他們最積極正面的力量發揮出來，因為公民黨由始至終選擇了“希望”來發揮自己的力量。
政治有很多情感，當中有憤怒、火爆的激情及恐懼，尤其是當權派很喜歡用這來打壓人使其人心惶惶。另方面，也講求紀律，由上而下，好多控制及框框，但是，我會形容公民黨是一種希望的政治，意即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有投入感也有參與，把想法透過組織的配合發揮出來，有一個正面、健康及積極的形象，這是香港需要的，因為我覺得恐懼、規律及憤怒是可以吸引人一剎那的注意，但是，這是有限期的。望我們可以有一種無窮無盡，生生不息的感覺。
公民黨過去五年做了很多次的選舉，有很多大型的辯論，包括五區公投，我們積極參與，且獲受肯定。所以，我們的形象已被確立，我們是一群講道理及原則，但同時間又是溫和及堅定，運動裡的一班朋友走在一起。
我們當然不會自滿，所以，往後如何能與公民社會有深入的認識與互動，因為不少人包括盟友、市民等對公民黨有期望。泛民中的政黨與議員都覺得公民黨要與他們多一點溝通、互動，而並不是在某一些事上合作而已。我想這都會是我的工作重點。
總結，就是多與民間社會、泛民主派及黨內，在希望的理念下如何走在一起，發揮所長，這會是我未來兩年集中精神做的事。
問：在競選期間，傳出聲音指黨內有“大佬文化”，這是你始料不及或預計以內？
答：始料不及。我對人和事一直都是以客氣、聆聽及包容對待，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事，如何反應聆聽不同己見的意見時，當然每人會按自己的經驗有不同的做法，這我也會尊重，再者，每人都有言論自由的空間，所以，當有人說黨內有大佬文化予以形容，我覺得這是各人的看法而已。
我在世界各地看到不同的政黨發展，也見到有不同的討論，有人甚至指是爭拗，我卻以一個最平常的態度去看，到最後是看我怎樣反應。我覺得我毋須要拗我是否大佬，我相反覺得要自事件本身、程序及道理在那，然後擺在人前，我會用透明及直接的方法處理黨內不同的看法。
核心問題不是大佬文化而是公民黨由四十五條關注組，即由大律師、學者或其他專業界別所組成，到現在快五年了，我們是否蛻變成功，成為一個政黨或仍是由一個精英帶領具星味的組織？
黨員透過是次選舉給我們的訊息是“他們有一個期望”，想這政黨真的能發展成一個好的民主政黨，這是我們一直在做的。
問：公民黨在過去近五年間的發展是否已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答：政黨發展可以有很多形態，而且，政黨組織的建立是一點一滴累積。若說組織發展，我會形容我希望見到一個雀巢那麼強，即使遇上大風跌在地上仍然存在。公民黨過去的確見到不少風浪，我們仍走在一起，大家仍執著於自己的原則，這很重要，是軟的實力。
我們的議員可能不多，地區工作不夠全面，政策倡議可能不是最好，但是，我們做得很仔細及認真，就是要大家一起願意做才可以。我由地區支部開始到秘書長慢慢把這想法落實，我相信我們是穩定中發展。
問：你目睹今天的公民黨是否已發展成俱國際間的政黨模樣？
答：我見到雛型，因為我們創黨是有一種想法，就是不望黨由黨團主導或者是只有黨團便代表了整個黨，即議員或主席代表了黨，我們有雙頭馬車的設計，就是黨主席及黨魁，黨主席就是看整個黨包括黨團在內，這種設計的原念就是因為要發展整個黨，成為泛民主運動的一份子，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至於，以達致國際間政黨的模樣？我覺得仍有改善的空間如政策倡議，我們有不俗的範疇如城市規劃、小數族裔、法治及民主的議題，但是，有些民生議題我們仍需要多點關注，望透過行動而不只是講，以顯示我們的關注因為不獨民主法治，即使貧富懸殊也是我們組黨以來強調要關注及改善。因此，在政策倡議上，我們會積極找黨內不同想法的黨員會面，更讓他們有機會貢獻。
我們的政策支部也有高度參與，所以，我已設計了一套主題講座溝通讓我們跟公民社會進行互動兼讓黨友參加；這類近的講座也會用於我們黨與泛民主派，總之，讓黨員感覺自己是黨內的一份子。這有助於彼此不只是因為做事方有溝通，這可讓大家彼此多點認識對方的背景及想法，少誤解一定可有助往後的團結。
此外，亦會增強地區工作，現時活躍於地區工作的只有約三四十名。可是全港那麼大又望能仔細地做，所以，我們會聰明地可以透過介紹其他地區的工作，令大家對公民黨的地區工作有立體的想法，另外，黨友間要多點溝通，不少政策或決策其實都值得公開讓大家討論。
問：你一直強調溝通十分重要，這是否因公民黨一直予民間的感覺就是一群專業人士，不知民間疾苦的一群人，這會否成為你的包袱，所以，你望透過多點溝通讓人認識你們之餘又可知道民間的苦況？
答：我覺得這是市民對我們的期望，而不是包袱，我們都要為社會公義出力。創黨時，我們對勞工的議題如最低工資或公平競爭法都有很強的共識，所以，我們同民間有很多共通的想法，如何將這些基礎發揮，就是我們要做的工夫。
我們如何這望，這是十分重要的，溝通並不是為了多誤會或指斥，這不是我或民間社會所關心的。在討論問題時，他們對我們的期望是很清楚的。在法律或政策倡議時，能進入民間基層去聆聽，就該進入聆聽，我見到永遠是對我們的期望而不是負面的東西，現時是如何把這些期望轉為合作的基礎，我試過兼相信可以做得到。
問：你重視溝通是否來自個人經驗以致進入了政黨後，目睹黨與黨之間欠缺或政府與政黨間的欠缺所致？
答：溝通不是工具或手段，我覺得它本身有其自足的價值，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互相尊重，有尊嚴、講實話、真話及做實事之上做。我心中的溝通不是飲茶吃喝型式，而是實際。
我相信一件事，沒有一個人可做足所有的事，如我競選時，我跟黨友講我不能單打獨鬥，我需要伙伴。政治上有一句智理名言：“領袖應該成為一個聯盟的一部份”，這十分重要，尤其在香港民主派經常被杯葛、歧視及打壓，但是，我們仍做因為為了原則及理想，為了香港及中國。
問：你的原則及理想是什麼？
答：我希望見到中國人尤其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望見到民主中國進一步接近或落實。
究竟陳家洛怎看中國的人權問題，他在共產政權瓦解的波蘭進修兼教授政治，會否成為他往後跟中方人員洽商的一種負累？下集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