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6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当发言人洪磊被问及律师浦志强、记者高瑜等多人被捕一事，他回答：“中国只有违法者，没有所谓的异议人士。”关于六四，他又说：“有关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结论。” 这种党式话语是从中共自认的“老祖宗”苏联那里来的。又从北京政府指天发誓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有新闻自由”、中国“没有审查制度”、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罪犯”这一套说词里，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凡是天朝说“没有”的，就一定有，凡是天朝说“有”的，就一定没有。
说到六四“结论”，那个“早有”的结论是什么? 是“反革命暴乱”。然而，中共自己也觉得这个造句很成问题，然而集全党智慧，也构思不出合适字眼。后来，还是党外人士费孝通在一次发言中用了“北京风波”一词，中共这才如获至宝，于是拾人牙慧，所谓“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从此成为官方的对外用语。
然而，六四始终是当局挥不去、卸不下的历史包袱。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的回忆录写道：她在一九九一年九月访华，在中南海会见李鹏时，曾要求和曾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赵紫阳见面，被李鹏拒绝。戴卓尔夫人进而质问：“中国政府怎能用军队对付自己的人民？”李鹏面色青紫，竟语无伦次地谴责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戴卓尔夫人提醒他：“实际上中共杀害的中国人比外国人所杀害的要多，这是事实，只有想一想文革就知道了。”李鹏的争辩是：只有共产党才能发现和纠正文革的错误。一通舌战之后，李鹏却又恳请戴卓尔夫人对媒体说中英双方会谈“气氛友善”，却被戴卓尔夫人拒绝。
李鹏是和六四镇压捆绑在一起的标志式人物，他的说词当然是坚持“屠杀有理”。而到了江泽民这一朝，六四镇压却成了“正确”而“不光荣”的一宗“政治风波”了。既然是正确的，中共对六四的定性当然绝不松口；只是不那么光荣，也不愿别人提起。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六十分钟时事访谈”，当主持人切入六四话题，江的随员在抢答说：“你问这个问题不公平，这不是发生在江主席任内的事情。”以中共官场规矩，下属这样抢答是杀头的大罪。显然是江泽民早知绕不开六四而事先设计出来的，他有意把自己和这一历史血案之间划出一个“模糊地带”。
又到了胡温时代，中共对六四的终极立场不变，但“反革命暴乱”的造句早就隐形了，换成“稳定”造句。温家宝在回答《华盛顿邮报》的六四提问时，沉默八秒钟，以暧昧的方式表明自己与前任略微不同的姿态，然后绕一个大圈子强调：中国需要稳定，如果中国再多五十年的稳定，就会如何如何。而官方更正式的六四说词是“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到了习近平这一朝，按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造句，连“明确”两个字都删除了，剩下的是“有关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结论” 。
虽然当局对六四包袱感到很不自在，在说词上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但对于民众的六四情结却是进攻态势，无论在忌日之前抓人还是忌日之后放人，传递出来的信息毫不含糊，就是不许谈论、不许纪念，更不许翻案，更动用公共权力去清洗人民的集体记忆。
极权机器对人民灵与肉的全面奴役，必然的步骤首先是清洗记忆。如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专制城堡里最繁忙的，就是那个高墙背后昼夜灯火通明的“真理部”，它开足马力在流水线上生产“真理”，改写历史，以及清除政治不正确的集体记忆，以谎言取代真实，用权力强暴历史，这是所有专制主义殊途同归的基点。它动用国家机器彻底垄断话语和历史解释权。就如同《一九八四》这部书所写：“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现在；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
八九风波就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当时北京百万人民上街，他们都是异议人士。至今坚守六四集体记忆的人，他们也都是异议人士。当局宣称“中国只有违法者，没有所谓的异议人士”。一个没有异议的国家是什么国家？那就是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就是《一九八四》所写的那个恐怖的专制城堡。（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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