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人物更迭有本質不同。人家是通過政黨政治、人民選舉來改換國家、政府和議會成員。中國是在一黨專政,沒有黨內民主的情況下更換領導人。而政府領導及其閣員只是黨國體制中的附屬產品。所以,中國和世界其他民主制度下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首腦的改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在中國,有一些人混淆上述事實,誇大十八大換屆的作用,並把希望寄托於此。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在2011年11月北京召開的中國官學商界“精英”彙聚一堂的財新峰會上,吳敬璉強調了兩個新概念:一個是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重合。他說:“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的重合會給我們什麼樣的結果呢?從中國情況而言,我認為明年黨政領導換屆,對於改進中國經濟運行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他表示,目前中國進行黨政領導換屆的時間,正好處在經濟下行階段,被短期議題掩蓋的各種矛盾也都暴露了出來。而從中共執政的歷史來看,多次換屆之後,都曾出現過變革的方案。
這種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重合論在學術上根本經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中國過去六十年經濟政治發展的歷史。共產黨60余年執政,歷經1949-1970年代的毛澤東時代;短暫的華國鋒時代;鄧小平領導,先後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時代;以及胡錦濤時代。從1956年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到今年將要召開的十八大,難道中國經歷了十個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嗎?這顯然在邏輯和事實上不成立。某些換屆不僅沒有導致歷史進步、社會發展;反而導致了退步,矛盾累積和衝突。以過去十年為例,舉行過兩次共產黨代表大會,既沒有實現科學發展,也沒有形成和諧社會。
在財新峰會上,吳敬璉強調的另一個概念是頂層設計。簡言之,就是通過精英和執政黨設計改革方案,自上而下推廣實施。眾所周知,一個健全的市場和社會制度決非是頂層設計出來的。30年前的改革開放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今後的轉型也絕無可能靠頂層設計,而只有通過民眾參與的民主制度、政黨輪換,政策調整變化達成。政治學者劉軍寧對這種頂層設計的主張批評得一針見血。他說其“本質是維護現狀,不是改變現狀”;是“寄希望於明君同時拔高自己”。
吳敬璉何許人也?在百度上對他的介紹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
到了21世紀的今天,吳敬璉的眼睛還盯著上層權力,指望換屆,只能說明,他口口聲聲的市場經濟,反權貴資本主義,不過是口號,其骨子裡是反市場,親近權貴的。如果聯系他過去的歷史,這一點都不奇怪。
2003年,當胡錦濤、溫家寶上台時,吳敬璉就寫過一篇《寄希望於中國新領導》的文章;再往前推,1989年6月,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上台時,他向領導上書《我們的憂思與建議》,一面批判趙紫陽,一面獻計獻策,怎麼樣“利用平息暴亂以後有利的政治態勢和中央較為集中的權力,推行某些強有力的措施”。
在他所說的每一個政治周期中,他都以最敏捷的速度調整和轉換自己的位置,積極支持新領導,寄予希望,直到80余歲還繼續重復這種表演,哪裡有一絲一毫基於學術和追求真理的學者精神。他的中國經濟學界泰鬥和良心的美稱,是靠著過去二十年巧妙地挾官府權力、商業資本、知識分子、媒體影響力於一身,加工制造出來的。如果吳敬璉能看到中共十九大、二十大,是不是還會重復今天的語言?這是一個無情又在情理中的嚴肅問題。(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