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出國旅游的人數大增,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官方媒體稱這是中國國力提升的一個指標。從某種意義上,這樣說是沒有錯的。但中國人的素質並沒有隨著國力的增強而提升,很多人把文化陋習帶出國門,像病菌一樣散播開去。
早前大陸游客在香港地鐵上進食所引起的一場罵戰,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和"欠抽",現在這一出戲已經是小兒科了,大陸游客在香港旺角鬧市街頭大小便,甚至在美國航空公司國際航班的座位上大便。而大陸旅客在台灣爭座位大打出手,在澳洲民航客機上也大打出手。別以為這只是些極端事例,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本土,像這樣的事情到處司空見慣。
前幾年就聽說中國政府准備修訂《護照法》,其中有一條款,凡是出國言行舉止有辱國體的"醜陋的中國人",將被扣發護照或限制出境。不管這一法律最後能否成文訂立,都印證出專制文化的因果關系,正如成龍那句話:"中國人是要管的"。真是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反過來,有什麼樣的人民,也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政權不許有公民社會,也不講公民教育,社會公德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提升的,公民社會裡的公民自治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這在中共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空間。
其實,當今中國有資格周游列國的人,除了公款旅游和腰纏萬貫的富人,主要就是中產階級。他們的素質尚且如此,何況連小康夢想都未曾實現的升鬥小民!共產黨的"國情論"不是說得很明白嗎?中國窮,底子薄,人民素質低,還不適合民主選舉。而民主選舉就是公民訓練的一種,如果說中國人的素質低到不適合民主選舉,那麼,他們其他文明指標也必定低下。
當然也要承認,中國人出境隨地便溺或者互相鬥毆的發生頻率並不是非常高,只能說那是一種戒不了的文化惡習。但有另一種陋習更為普遍,就是噪音喧囂,最近在國內和國外都被詬病的大媽"廣場舞"就是一例。作家劉心武曾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中國特色的"喧囂文化",他寫道:"越來越多的中國游客走出國門,把這種喧囂文化遠播四方,他們在公共場所旁若無人地發出浩大聲浪,造成噪音污染。"劉心武認為,這是近百年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革命之果,從陳天華的《警世鐘》、鄒容的《革命軍》、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魯迅的《吶喊》、郭沫若的《鳳凰涅磐》,無一不作醒獅之吼;直到土改中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大躍進時周揚、郭沫若合編的《紅旗歌謠》;再到文革時的山搖地動的革命咆哮……劉心武總結道:"這醒獅不是單個的人,是一個集體,是革命的階級。在那樣的一種歷史進程裡,個人的聲音是微不足道的,個人總是必須彙聚到集體中,發出共同的吶喊,才算獲得了一種正面價值。"
劉心武雖然有點欲言又止,但也接近了問題的核心"聯系到中共文件"七不講"和習近平的"中國夢",在一個只崇尚集體價值的社會,個人價值是渺小,甚至是被遺忘、被排斥的,但當個人彙聚到集體中,他們的聲音就高昂起來。中國人只要一"扎堆",他們發出的聲音如果未達到一定的強力分貝,那就不叫直抒胸懷。
大陸游客之噪音侵略性是如此之強,無怪乎歐洲名勝諸如羅浮宮、巴黎聖母院之類,都為大陸游客新增了中文提示:"請勿高聲喧嘩",和中國政府制定的規章喜歡用"禁止XX"和"限制XX"的造句不同,人家的告示是勸諭式的,這正是文明素質的不同指標。
再來看看,中國雖然沒有公民教育,卻有密植式和強力灌輸的"愛國教育",恰恰愛國主義正需要高音頻的群體性齊聲吶喊。要愛國就先要深恨這個國家假想的敵人,先不說低智反智的愛國愚民,只看幾個穿著軍裝的超級愛國者張召忠少將、羅寧少將和戴旭大校,他們所用的語言不但高分貝,而且總是詛咒式和富於攻擊性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聲音代表整個國家和民族,並非什麼個人意志,而集體的吶喊必須是高音頻的咆哮。
由此可見,說到人的素質,這和中國人的素質標准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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