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晴朗评论】人的素质和中国人的素质

近几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出国旅游的人数大增，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国国力提升的一个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但中国人的素质并没有随著国力的增强而提升，很多人把文化陋习带出国门，像病菌一样散播开去。

早前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上进食所引起的一场骂战，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和“欠抽”，现在这一出戏已经是小儿科了，大陆游客在香港旺角闹市街头大小便，甚至在美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座位上大便。而大陆旅客在台湾争座位大打出手，在澳洲民航客机上也大打出手。别以为这只是些极端事例，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本土，像这样的事情到处司空见惯。

前几年就听说中国政府准备修订《护照法》，其中有一条款，凡是出国言行举止有辱国体的“丑陋的中国人”，将被扣发护照或限制出境。不管这一法律最后能否成文订立，都印证出专制文化的因果关系，正如成龙那句话：“中国人是要管的”。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民，也有什么样的政府。专制政权不许有公民社会，也不讲公民教育，社会公德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提升的，公民社会里的公民自治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这在中共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

其实，当今中国有资格周游列国的人，除了公款旅游和腰缠万贯的富人，主要就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素质尚且如此，何况连小康梦想都未曾实现的升斗小民！共产党的“国情论”不是说得很明白吗？中国穷，底子薄，人民素质低，还不适合民主选举。而民主选举就是公民训练的一种，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到不适合民主选举，那么，他们其他文明指标也必定低下。

当然也要承认，中国人出境随地便溺或者互相斗殴的发生频率并不是非常高，只能说那是一种戒不了的文化恶习。但有另一种陋习更为普遍，就是噪音喧嚣，最近在国内和国外都被诟病的大妈“广场舞”就是一例。作家刘心武曾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特色的“喧嚣文化”，他写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出国门，把这种喧嚣文化远播四方，他们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发出浩大声浪，造成噪音污染。”刘心武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革命之果，从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磐》，无一不作醒狮之吼；直到土改中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大跃进时周扬、郭沫若合编的《红旗歌谣》；再到文革时的山摇地动的革命咆哮……刘心武总结道：“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刘心武虽然有点欲言又止，但也接近了问题的核心”联系到中共文件“七不讲”和习近平的“中国梦”，在一个只崇尚集体价值的社会，个人价值是渺小，甚至是被遗忘、被排斥的，但当个人汇聚到集体中，他们的声音就高昂起来。中国人只要一“扎堆”，他们发出的声音如果未达到一定的强力分贝，那就不叫直抒胸怀。

大陆游客之噪音侵略性是如此之强，无怪乎欧洲名胜诸如罗浮宫、巴黎圣母院之类，都为大陆游客新增了中文提示：“请勿高声喧哗”，和中国政府制定的规章喜欢用“禁止XX”和“限制XX”的造句不同，人家的告示是劝谕式的，这正是文明素质的不同指标。

再来看看，中国虽然没有公民教育，却有密植式和强力灌输的“爱国教育”，恰恰爱国主义正需要高音频的群体性齐声呐喊。要爱国就先要深恨这个国家假想的敌人，先不说低智反智的爱国愚民，只看几个穿著军装的超级爱国者张召忠少将、罗宁少将和戴旭大校，他们所用的语言不但高分贝，而且总是诅咒式和富于攻击性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并非什么个人意志，而集体的呐喊必须是高音频的咆哮。

由此可见，说到人的素质，这和中国人的素质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