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專欄】街頭政治的來由

每個星期的反水貨客示威，我本來已經沒有太多新的觀點可以分享。說到底，假如不是北京將中國大陸的市場圍封起來，香港是犯不著要承受如此重擔。

有人說，香港人已經被迫上絕路，無路可走。這種圍城心態，其實早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可以見到端倪；話說當年，我已經見到不少參選人的口號，都以「捍衛」和「守護」作為動詞。當然，由2012年至今，香港發生了許多事，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香港人的政治習慣。

我見到其中一個最大的轉變，就是在過去兩年，多了一批示威者，以衝擊來達到目的。他們說，過去那一套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經不管用，現在就是要以衝來凸顯政府的無能和不濟。當一個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所謂的中港矛盾，我認為只是表面的問題；就算沒有中港矛盾，沒有自由行和水貨客，我深信同一班人也會找到別的議題去發揮。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都有街頭抗爭；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鬥得火熱，最終極一次，發生在六七暴動。之後的七十年代，只剩下國粹派民族主義者偶爾在街頭抗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保釣和捉葛柏事件。

踏入八十年代，忽然間好像所有街頭抗爭都消聲匿跡。有人的直覺是香港經濟好，人人都只記得要賺錢，有人甚至形容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可是，八九六四，一樣有成千上萬的人冒著狂風暴雨上街；足見香港人不是不關心未來，只是在這個特定的時空，香港人的政治習慣有所不同。

英國由十七世紀開始管治殖民，到了香港這最後一章，有三百多年經驗。英國人試過失去殖民地，更因為殖民地叛亂，打過了許多場戰爭。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後，英國人基本上已經學會了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讓殖民地擁有自治權力，才是長治久安的方法。事實上，在英殖年代，倫敦雖然會過問香港的事，但最終都是由地方政府處理政治的問題。

尤其是七十年代之後，香港漸漸建起代議政制，最先是市政局，到後來的區議會和立法局；曾幾何時，香港人對政府有任何不滿，就會找這些代議士申訴，不用自己上街，不用衝擊。雖然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人說末代港英政府是跛腳鴨政府，但事實上代議政制令殖民政府更有認受性，管治更穩定。

回歸後，香港的民意代表的人數多了，人人都自稱說是人民代表，可是人民卻覺得政客不代表自己。我認為最主要原因之一，是特區政府和北京，在有意無意之間，都在將立法機關的地位貶低；市民說「甚麼人不代表我」，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誰與誰沒有能力代表我」。

代議政制被閹割，並沒有造就行政主導。相反，行政機關因為失去了一個真正有政治功能的代議政制，變得一籌莫展。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不可能沒有政治，唯一可行的管治，就是讓政治問題在政治場所解決，否則，人民就會將事情帶上街頭，以衝擊去達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