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口號政治降臨香港 「五需四信」管治特區

2024.04.18
【杜耀明評論】口號政治降臨香港 「五需四信」管治特區
粵語組製圖

香港由治及興原來還有一個看點,就是口號治港的降臨。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提出香港由治及興的「五項需要」,包括需要緊守國家安全的底線、發揮「一國兩制」的繁榮穩定的作用、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及獨特地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新思維創造香港的新天地等等。

「五項需要」勢將成為特區今後施政的綱領,本身無可厚非。不過,綱領若不基於審時度勢,加上欠缺具體辦法,結果既不能認清矛盾對準焦點,也無制訂有效措施,施政綱領流於口號,並不能對症下藥。例如夏寶龍主張由治及興的關鍵是,鞏固及發揮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並指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問題是過去四年,隨着股市長期低迷、公司市值下滑、集資金額驟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日漸退色。同時,香港對中國經濟倚賴與日俱增,但中美關係吃緊,中國外貿放緩,亦削弱貿易及航運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因此香港的問題不是鞏固更不是發揮優勢,而是盡量挽回已經失去的優勢。

再如香港需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疫情過後,由於兩地價格差距大,再加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大量香港人選擇到深圳消費,但大陸到港旅客卻減少,令本港內部消費市場疲弱不振。可見,問題出於香港人太過融入大灣區生活,以至有損本港經濟,但當局卻束手無策,只因兩地融合的宏大目標,大得掩蓋兩地的競爭關係,也不容計較加強融合對香港帶來的不利影響。

這五大需要都是一些觀念,除上述的不能切中時弊的,也有些難以令人信服。例如夏寶龍說:「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展。」不過, 2020年之前,香港一條《國安法》也沒有,經濟大致上繁榮向上,比五年後的今天還要好,難道那些年的繁榮是假象嗎?北京可以辯說,當年香港雖然繁榮,但不算「高質量發展」。但眼下香港,國安法一條變兩條,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難道這就是高質量發展?

再者,五項需要所樹立的目標,陳義甚高,但如何達標卻顯得不知所措。例如「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優勢鞏固好、發揮好」,就要「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因此需要「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設智慧港口」等等項目。不錯,每個項目活動都達成,當然能夠鞏固及發揮到香港的獨特優勢了。但如何才可以做到?試問一個自己的人才也留不住的地方,可以向全球招引人才過來嗎?一個地方實施一套歐美社會十分戒懼的國家安全系統,可以通過發展金融科技挽回歐美資本的信心嗎?一個港口經營成本比鄰近地方高,但貨物來源或目的地大多是大陸各地,究竟要增值多少,才能勝過大陸的對手?

除了高舉目標,中央還有的是不會錯的原則。例如夏寶龍要求香港要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等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相信大家不能同意更多,但怎樣「選擇」,又如何取捨甚麼產業、模式,才能取得甚麼的新優勢?

夏寶龍又勸勉大家,要以香港作為橋樑,「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應變、求變」,以解決問題。問題是,當歐美國家大多強烈反對《國安法》,香港在制度上與大陸進一步拉近,又如何取信歐美,與他們「連接」?《國安法》對「外部勢力」加強戒備,香港又可以有甚麼「創新」「求變」的「新思維」?

中央大員為香港設定目標,但明確措施欠奉,只是千叮萬囑,「五項需要」再加「四個堅信」*,最後更講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意思清楚不過,連串口號之後,香港的發展目標既定,中央任務完成,最後能否達標,責任全在特區首長和政府。

「五需四信」之下,特區已進入口號政治的年代。一輪口號之後,其他不說,特區當局面對獨力承擔的責任,或者明知中央對「五需四信」煞有介事,又怎會自把自為,因此任何重大施政措施出台之前,甚至之後,又怎會不積極探聽以至主動請教上方,而香港特區的自治權和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轄權,到此也就得到完美的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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