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努力改善中梵关系，通过对话寻求共识，以求尽早重建梵蒂冈与中国天主教会的关系。
不过，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原因其实简单不过，一方面固然北京是无神论者，与梵蒂冈在信仰上寻求共识谈何容易。但更重要的是，惯于一党专政的执政者，又怎会轻易放下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任由梵蒂冈和国际教会的教士到大陆自由传教，更不要说由罗马教廷任命的主教，去带领估计有九百万至一千二百万的教徒。
因此，尽管教宗方济各不断向北京显示善意，甚至遇上北京打压地下教会人士亦忍气吞声，也要尽力避免破坏谈判气氛。用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的说话，就是以“温和、谦卑、真诚、耐心”，展示“人间对话的典范”。但换回来的，只是继续谈下去的机会，至今仍无实际的协议。
梵蒂冈的忍让自有其深远的考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梵断交后，效忠教廷的天主教组织只能走入地下，以非法形式继续存在，至今追随的信众达三百万人。梵蒂冈对这批神职人员和信众都有道义的责任，而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话，或有助改善他们的处境，免因信仰而受祸。
另一方面，大陆的天主教会必须脱离梵蒂冈的领导，转归到官方创立的爱国天主教会，由他们委任的主教管辖。目前，这些标榜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爱国教会，信众超过五百万人，由其委任的七十名主教统领，明显偏离教义（如不承认教宗是教会之首）。梵蒂冈教廷需要有正常渠道与爱国教会交往，通过信仰共融，寻求普世教会和爱国教会走向一致的发展。
因此，为了地上地下的教会和信众，梵蒂冈不得不忍辱负重，借用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德的“新东方政策”（Ostopolitik）（即通过跟东欧国家修好关系，再谋求改变他们），以友善姿态和秘密谈判，修复与北京的关系，再共同开创新局面。
不过，善意归善意，北京对思想控制绝不手软。去年底，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向众多主教讲明，宗教领袖须致力宣扬爱国主义，并服膺于独立自主的原则。言下之意，他们只能配合执政党的指挥捧，从信仰角度推销“爱国”，因此罗马教廷切勿想入非非，休想以友好商谈就可以让教廷干预大陆教会。
换言之，去年盛传中梵双方谈得十分投契的主教任命权，甚至说初步订好“中方任命、梵方同意”，到了谁有最后决定权的问题上，始终过不了一党专政的大关。因为不论说得如何漂亮，说什么主教人选由罗马决定，北京最后都会紧握控制权，把梵蒂冈的同意权化为乌有。
更何况，在北京看来，强国既已崛起，外交上逞强是应有之义。如今罗马教廷有求于我，让教廷跟中国教会和信众保持某种联系，理应开出有利北京的条件，如跟台湾断交，则或有考虑的馀地。但教宗若要影响中国教会运作，以精神领袖自居，从不相信宗教自由的北京，又因何要放权让利给梵蒂岗呢？
同时，梵蒂冈的策略是修好以求变，重对话不冲突，即使碰得一面子灰，还给教会兄弟姊妹痛骂他们不顾原则，不理地下教会神职人员的死活，但也只有对沟通继续深信不疑，抱住等待神迹一样的态度，希望能春风化雨感动对手，取得共识。
这种做法若能一直坚持原则，仍不乏宗教家的风范，但对于无神论和一党专政的北京，却未免流于不痛不痒、不着边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