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目無法治的一國兩制觀

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到北京商討改善中港兩地通報機制，結果加了一堂政治課——齊齊觀看公安部展示林榮基的審問和認罪記錄之餘，也聽到強力部門親口要求林返回內地接受調查。

這些官員領教了大陸當局辦案的文明風範後，回到香港，只急於辯白自己沒有接受公安的要求，把林榮基送回大陸，卻不會交代一下，他們曾否向大陸當局澄清 (不要說質問了)，林榮基是否在深圳被擄走到寧波？在什麼情況下同意不接觸家人和律師？每天審問的情況又如何？這些做法是否有違中國法規？有的話，又如何追究違規的辦案人員？

如果香港官員到了北京，卻不敢按照林榮基的供詞，提出上述的質疑，只把大陸當局匯報的一切看成真相，不容置疑，連提個問題也無能為力，他們又如何據理力爭，維護港人在大陸的合法權利？

港官的軟弱，其實是制度使然。首先，正如上次評論所說，本港司局級官員都不由普選產生，卻由中央委任，只能臣屬中央，不能以下犯上。其次，中共一黨專政，黨權凌駕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關，一切由黨說了算。港官即使有心，也無法以法律途徑、司法訴訟，為港人討回公道。今次銅鑼灣書店事件，從執法調查到未來的司法審訊，都由黨一手包辦，一脈相承，過程中沒有獨立的監督、有效的制衡，如何可給林榮基等人公平公正的申訴？這不是說，港官沉默有理，而是法治的缺席，正是港人以至港府所面對的無奈所在。

其實大陸法治的薄弱，不僅是銅鑼灣書店一案的癥結，也是「一國兩制」的最大障礙。例如北京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近日說，即使2014年北京對港政策白皮書宣示，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並不表示對港政策巳變，因為中央一貫按照 «基本法» 來管治特區。

他表示，中央除可直接行使治權，處理香港的外交及國防事務，亦可間接行使治權，以法律授權的方式，給予本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運作的權力，加上 «基本法» 沒有言明的剩餘權力，一概都在中央的手裏，由此可見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這種想法，充分反映中央官員目無法治。首先，«基本法» 界定本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權力及產生辦法，形成治港的權力架構，任何人士，包括中央在內，都不能抵觸，否則便違反 «基本法» 。因此，認真地說，這些權力機構是實行憲政，貫徹«基本法»，而不能說成是中央在香港間接行使治權，更不能說這些機構得按中央的意旨去辦事。

其次，在中共一黨專政下，中央指揮一切，理論上，可以隨時號令全國人大制定及修改 «基本法»，重新訂立本港各大權力機關的職權。問題是，即使這樣說是事實，但權力來源不等於權力運作。目前的 «基本法» 於1990年頒布，九七年起運作，三大權力機構均按 «基本法» 及相關法律行事，怎樣說也不是中央在間接行使治權，更何況政治現實也不一定等於合法合憲。

其三，若王光亞的意思是中央確實在香港行使治權，這豈不是說，特首是中央欽點的、特區政府施政是按中央意旨行事、立法機關也安插不少替中央做事的議員，還有司法界也難逃中央干預的命運？中央心目中的「一國兩制」果真如此，那還真是「一國兩制」，還只是「一國兩制」的墮落？

更厲害的是，在王光亞的「一國兩制」構想之中，中央永遠正確，可以等同法律，錯的只有其他人。中央可以自己理解的 «基本法» 來管香港，直接或間接行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卻無湏受到司法覆核的束縛，而中央是否無忘初心，是否按照«基本法»行事，也沒有任何獨立的司法機關可以過問。

如此這般的「一國兩制」，中央可以隨心所欲，當然稱心滿意。但香港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