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只许州官放火的大学教育

浸会大学近日宣布连串新措施，以配合新形势的政治需要，迅速又周到，却偏偏遗忘了教育的原则。

新措施首先是推行国家安全教育必修科，课程除涉及政治，亦包括网络、环境、公共卫生等等国家安全问题。正如新任校长衞炳江说，《港区国安法》是重要法例，香港学生需要理解其内容，但他似乎不明白高等教育机构，是探讨知识的场地，因此学生需要的国安知识，不是由校方单向灌输官方的国家安全观念丶规范和条文，而是多角度思考国家安全，发掘问题，深入讨论及批评，以至提出改革建议。

例如《国安法》实施至今，不少被告仍未入罪，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还押两年才正式开审，究竟是否司法观念和实践有何问题，使无罪假定变成有罪假定？再如《苹果日报》，即使未经定罪，已被截断财政动脉，被迫宣布停刊，是否代表当局执法权力欠缺制衡，令被告未经庭审已付出沉重代价？近日唐英杰被高等法院裁定违反《国安法》，但法官不用细究被告人自己的想法和政治信念，单凭外在环境，即可断定他是有意宣扬及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但这样做又如何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以符合刑事罪行的定罪要求呢？

可见《国安法》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认真的教与学也有助掌握香港当前的形势和挑战，因此国安教育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宣传不等于教育，而教育是注重思考、讨论、分析和批判，因此浸大单单强调国安教育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的多个领域，是错重点，若欠缺观念探讨丶制度比较和价值辩论的话，教育只是虚有其表。

若说灌输不是教育，大学不代学生会收取会费，更是反教育之举。大学教育从来不限于课室和书本，大学生从组织及参加学生活动、改善学生福祉、参与校政以至社会改革，都是大学生活多元学习和个人成长所不能或缺，而学生会作为大学生的龙头机构，更起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但随着学生会需要自行招收会员，人数必定减少，财政资源削弱，活动量降低，大学生通过自发自主的课馀活动体验人生和实践理想，将成过去。

当然，学生会人数急降更影响其代表性，但对于大学教育，往往是弊多于利。有研究指出，大学学生会近年较注重其学生代表角色，因此处事和主张更贴近学生的实际想法和需要，结果带来两种转变，一是减少脱离群众，行事尽量以学生利益行先，二是更能与大学管理层交往，双方对校政也较容易取得共识。

换言之，校方若出于教育考虑，应提供方便，提高学生会的代表性，再让学生领袖在民主机制下自行调整角色，反映学生诉求，而不是削弱学生会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因为若剩下政治积极份子参与，走偏锋的机会就更高，与校方在校政上就更难言信任和合作，甚至逐步走向校方与学生双输的局面。

不过，校方蓄意削弱学生会的强硬取向，不是反映他们无畏无惧，而是代表他们害怕有强大的学生会。这种害怕学生的心理，同样见诸他们害怕面对学生，探讨真相。例如「张国兴杰出青年传播人奖」今年取消纪录片奖项，卫炳江解释是为怕纪录片内容引起不必要的讨论，并把社会争议带入校园。

负责任的大学校长不会知难而退，廻避争议，反会鼓励不同见解自由交锋，学生想法若果有错，更应当面据理力争，辩明真相，痛陈利害，甚至直斥其非，才是教育家本色，而不是鸵鸟政策，自欺欺人，以为停止颁发奖项，从源头上制止话题形成，问题便消失于无形。再者，有关奖项由专业评判鉴定，决定均有所依，不会受政治左右，大学当局若想学习环境回复正常，应该一切按专业准则行事，而不是削足适履。

可笑的是，卫炳江的所谓新政都出于政治考虑，以迎合二次回归后的政治需要，但诚实的身体却摆出「我讨厌政治」的气派，自言大学不是政治场所，不应纠缠于政治问题，不仅口是心非，更浮露出只许州官放火的专横和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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