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经济艰难战狼止步 反制裁法临阵退缩

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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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评论】经济艰难战狼止步 反制裁法临阵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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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厉风行,本想8月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以反制美国,但到最后关头又临阵退缩,原因相信十分复杂,但单从经济看也有难言之隐,因为中国的远虑近忧,令当权者不得不临崖勒马,再不能随心所欲,行动自如了。

5月以来,大陆疫情肆虐,加上部份地区严重水灾,令一些港口、机场停止运作,交通运输流量大幅减降,正拖慢经济复苏的步伐,第三季经济估计比上季只录得轻微增长,全年而言,相信难以达标(8.9%)。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大陆虽然以疫症「清零」为目标,但疫症难以杜绝。一旦遇上疫情爆发,便会不惜一切——除了大规模的病毒测试、严密的隔离检疫,港口、机场设施以至个别地区都可以全面封锁,人流物流停顿,经济也只好慢行。表面看,「清零」政策是作茧自缚,但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疫苗抗疫力偏低,对Delta变种病毒更是无能为力,不能不从严处理疫情爆发,结果便处于进退两难:坚壁清野但须付出经济代价,若与病毒共存则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疫情,经济改革原地踏步亦窒碍大陆的经济发展。例如以十万亿人民币计的地方政府债务,经过十年的整顿,情况更变本加厉。据估计,到2019年底,地方政府隐藏债务总额为四十三亿兆人民币,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六成借款来自银行。地方政府若不偿还,银行信贷系统会受严重冲击,但若分期偿付的话,数额则高达地方政府总收入的九成。

长此下去,地方债务危机将升级为信贷危机,而无止境的借款也令资金胡乱花掉。地方政府只求国民生产总值达标,贷款大都花在大兴土木,但基础建设回报率偏低,而国企的投资回报和员工福利也不必计较成本效益,没钱还大不了借债渡日。不过,债台高筑没完没了,又如何发挥党国体制的财政力量,推动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大梦呢?

十年来,中央试过不同办法解决债务危机,结果都无功而还。一是由人民银行收缩短期信贷,顿时大幅扯高银行拆息,引发金融局势不稳和企业有倒闭之危,中央唯有知难而退,取消信贷控制,而地方债务亦故态复萌,金额更以倍数增加。二是推动财政及税务改革,限制地方借贷及开支,并推行物业税,但至今成效不彰,借贷有增无减。三是通过上市向股票市场集资,减轻银行的借贷压力,也提高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益考虑,但随着2015年大陆股市泡沫爆破,酿成金融动荡,中央对此途径再难寄以厚望。

经过十年奋斗,如何解除债务危机依然茫无头绪,债务却愈滚愈大,由国民生产总值的225%增至大约280%。同期,经济效益亦愈来愈低,过去每六元人民币可带来一元经济增长,现在需要约十元才做到。根据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效益提升带来的增长占全部增长的一半,千禧年头十年降至三分一,而近十年最多只有六分一。

债务问题不妥善解决,轻则债项利息已吃掉部分增长成果,同时资金效率骤降,有碍经济增长,而重则信贷危机临门,金融机构倒闭,势必动摇经济根本。当然,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加上外国投资继续流入大陆可提高资金供应,债务即使积重难返,整体经济也不会立即塌下。但若此时此刻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的金融机构,均需要立即停止执行美国制裁中港官员的命令,否则便遭到北京惩处。

金融机构若顺从北京,华盛顿的制裁将随之而来,除非作了最坏打算,例如不再使用美元交易,甚至不跟美国政府打交道也可以,否则要他们二选一,答案明显不过。而强制选择的最恶劣后果,若是海外金融机构撤离香港,导致到中国的外国资金短期甚至长期断流,或手续异常繁复,结果削弱自己的流动性,加深债务危机的风险。

不过,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经验可以看到,改革不管如何言之成理,只要改革可能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一切都可以无限期延迟。今次要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随时反制变成制裁自己,如今临时搁置,看来不外重覆知难而退的历史轨迹而已。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Daniel H. Rosen, China’s Economic Reckon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1, pp.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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