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削弱监察挑战法律 警察社会矛盾难解


20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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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终于公然挑战法律,向新闻自由开刀。

不难理解,当公安机关经常犯错又不会认错,剩下可以做的,只有编造历史或者减少真相曝光的机会。试问谁愿意公众亲眼见到防暴警员推跌及膝跪十二岁女童、一对男女在地铁车厢跪地求饶但依然遭警员喷射胡椒喷雾、警员一而再近距离开枪击中示威者?还有不少警员情绪失控以至以暴力对待被捕者的画面?

这些警暴场面反映实况,也反映过去一年民间媒体的兴起,正好填补主流媒体的不足,从更多角度捕捉真相,监察执法者的滥权行为。警方今次擅自改变定义,「传媒」只限于「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机构,和那些「知名」的国际传媒,一脚踢走那批学生媒体、网媒、自由身记者,就是要时光倒流,收窄传媒范围从而收窄其眼界,避免令他们如坐针毡的事实公诸于世。

不过,警方改变做法,首先就有利益冲突之嫌。一年多以来,警暴指控严重,引起国际关注,但受监管者竟然不避嫌疑,反而有权挑选谁去监管他们,不是有点末世荒谬的味道?同理通行的话,岂非被告可以拣法官,警务处长可挑选廉政专员,甚至走私者也可决定海关人员的资格?

警方的决定根本是走偏锋,偏离了政府新闻政策的常态。难怪新闻处至今也没有半句支持警方,更重申「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实际作用,限于登记者可接收政府各部门发出的资讯和采访通知,言下之意,绝非垄断谁是记者的标准。

今次决定另一可疑之处,是警方以含沙射影丶不尽不实的言论,为改变政策鸣锣响道。有执法警员不出示委任证,警方高层淡然视之,也都算了,竟然不时反指控有人冒认记者混入人群,甚至袭击警员,因此需要重新识别记者,令不法之徒无法作恶。但果真如此,警察理该全力检出这些「假记者」,绳之于法,不能因为自己不认真执法,而改变记者的定义,牺牲新闻自由。其实反修例运动以来,警方拘捕超过一万人,更经常在现场搜查记者,实难有漏网之鱼,但有多少「假记者」被捕及被控,至今闻所未闻,究竟是警方执法不力、有意放水丶虚张声势还是无中生有?

更何况,即使有个别记者参与示威,甚至被捕,也需要区别他们犯案时的身份,就正如警员犯法,也必须厘清,他们是落班警员、滥用职权还是执行上司命令,否则便是无的放矢,胡乱指控,将个别记者问题化大为传媒的问题。若警方认为个别记者行为不当,大可向记者协会投诉,而不是重整记者的定义,正如警方忠告市民,如对个别警员行为不满,可向有关方面投诉一样,而不是要求解散警队。

无疑,警方是执法者,对于如何维持公共秩序自有其判断。但不论判断如何,总不能偏离法律的规范,而终审法院的判案早有规定,警方有义务协助市民行使公民及政治权利。引申到新闻采访,警方的职责不单是维持秩序,更要兼顾采访者的权利,因此务必作出安排,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保障新闻自由,不容许目空一切,任由执法行动凌驾其他权利。

一直以来,采访者不论代表传媒,还是自由身记者,原则上来者不拒。只要前者出示传媒证件,后者由本地两个专业机构(香港记者协会丶香港摄影记者协会)认证,都可在采访现场行走,若遇上现场环境限制,再作特殊安排。反观警方的新规定,表面上是改变记者的定义,方便识别记者身份,但过去根本没有识别的问题,改善又从何说起,新政的实质是否定过往的原则,由传媒和专业团体自订谁是「记者」,改为官订甚或警订谁是「记者」,而过往记者的自由采访,亦变成警方限制下的采访。

新做法除了有损新闻自由,把新闻界的采访权利,变成某部分符合警方规定的新闻界特权,而警方摆明不惜挑战法律界线,也要加强控制资讯的野心,正是眼下香港这个警察社会矛盾难解的死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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