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兩年,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終於走出陰霾,向傳媒細數雨傘運動中他所犯的錯,也坦白自剖兩年來曾經揮之不去的黑暗和痛苦。
最令他不安是兩年前11月30日決定行動升級,結果不少示威者在龍和道給警察打個頭破血流,但圍堵政府却無功而還。事後學聯更被批評並非真心決定升級,這一着只是為證明激進行動無效。他感到被誤解,學聯亦從此與不少院校交惡。雨傘運動後,四間院校更先後退出學聯,嚴重衝擊學聯在大專界的領導地位,也使周走向崩潰邊緣。
周永康的坦誠相告,既說出自己的深刻反省,從中也可見到雨傘運動值得改善之處。其實他對武力升級行動早有保留,但又何苦要支持升級呢?我相信他不是要讓其他人徹底失敗,以證明自己正確,因為行動失敗,學聯責無旁貸,怎也躲避不了。相反,他只是信念不夠堅定,面對自己認定錯誤的做法沒有堅持說不。
客觀重看歷史,雨傘運動起動一個月後,聲勢和支持已從高峰驟降。到11月底,運動支持度繼續下滑之際,學聯反而決定行動升級,只是不想熱情投入的參與者失望,也代表運動走向終局前不顧成敗的最後一擊。因此學聯雖然極不情願,但在沒有其他進取行動之前,只好孤注一擲。
運動組織者公開贊成自己根本反對的行動,並不尋常。這不僅僅是決策者的誠實問題,更關乎運動形態和決策機制。老實說,不管學聯是否贊成,龍和道的升級行動都會依計行事。你贊成卻又動員無力,行動失敗故然被窮追猛打,但若你反對而袖手旁觀,亦被視為割蓆甚至拉後腿,最後也難免被罵個狗血淋頭。在置身事外和盲目依從之間,學聯選擇了後者,却料想不到盲從被視作出賣。
龍和道行動失敗引發內部衝突,其實早種禍因。今次要求行動一致之時,大家似乎遺忘運動一直以自發行動為主,就算是否留守佔領場地,也是悉從遵便,喜歡留守的的留守,喜歡退場的退場,沒有公開的討論,也沒有民主的決策,去追求行動一致。
說得再遠一點,雨傘運動能夠打開局面,可說因緣巧合,而非謀定後動的計劃。兩年前,學生起初發動罷課一週,只是佔中運動的前奏。怎料特區政府以八十七枚催淚彈瘋狂鎮壓,學生頓時置身於整個抗爭的前緣,成為運動和輿論焦點。加上奮勇表現和先鋒角色,他們順勢成為運動的領導核心,看來也就理所當然。
但參與者來自四方八面,有不同的信念和取態,不同的綱領和行動,正如不少人所說,真是誰也不代表誰。遇上政府當初武力鎮壓,大家共同抗暴,合作不困難,但要商討長遠對策是退是留,是攻是守,既無默契共識,亦無機制方法可言。
不同派別合作確不容易,只不過面對政治能量日走下坡,各行其是互不扶持,只會進一步削弱運動的聲勢。但勉強合作下去,只能見日過日,無力應付曠日持久的抗爭。加上決策層以學聯和學民思潮為核心,而非網羅各界代表參與其中,共同進退,去打破進退兩難的局面。
反觀八九年北京六四屠城前後,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香港支聯會可謂大開中門,各界代表以至個別市民均可參與會議,每天探討形勢,決定行動策略。門戶開放政策提高決策的代表性,亦可通過討論逐步建立共識,雖然激辯難免,但通過不同派別的溝通,可避免分歧白熱化。遇上形勢逆轉,亦能守住基本陣地,不致一敗塗地。
也許上世紀的抗爭組織方式不完全切合當前的形勢,但社會運動要注重組織的代表性和民主決策,却從不過時。這不僅是由於我們追求民主,更由於運動需要更多參與者,以集體行動開創歷史,而不僅僅是支持者或者旁觀者。
同時,民主決策不但求體現平等,更代表共同承擔決策的責任,最後不論成敗,都榮辱與共,否則個別組織者為大家做了錯誤的決定,即使不致抱憾終身,也會如不少雨傘運動組織者那樣,活在愧疚和自責的陰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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