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从施政不报告到归还自治权


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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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临时押后发表《施政报告》,也等于郑重宣布:特区政府颟顸无能,并且擅自归还高度自治权。

按照林郑的说法,没有中央支持,香港不能走出困局,而即使得到中央支持,还须征得不同中央部委的同意,才能推出一系列的挺港措施。换言之,这份施政报告除了只重民生和经济,自甘于做经济和民生特首,紧跟中央「止暴制乱」的路线,以公检法手段压服政治分歧,还有两大特色公诸于世。

一是自认新措施不多也不会见效。政府既受制于储备只剩八千亿元 ,还要预留六千亿元供「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加上政不通、人不和,只能凭小恩小惠安抚民情,根本无心也无力去改变既得利益者把持的经济格局,就凭林郑的《施政报告》来复兴香港经济以至开创未来,近乎幻想。因此林郑硬着头皮说实话,只有借助中央出招,《施政报告》才能「更有内涵」,但也是变相承认,单凭她自己的能量,已经江郎才尽。

二是一再强调香港经济和民生的前途,只有靠中央发功,把香港纳入国家发展大计,否则将无法走出困局。可见,从今之后,不但政治路线(如「止暴制乱」)由中央作主,经济及发展事务亦交由中央审裁,特区政府日后只有跟着国家大计走,再没有自己的道路可言。

例如香港一旦按大湾区计划发展,届时多个中央部委,加上大陆九个城市的地方领导,将可以集体决定香港的发展前景,以至财政资源的运用;而在香港,本为负责监察政府财政的立法会,在亲北京势力控制下,便沦为自动提款机。就算进一万步说,届时林郑会为香港人请命,但以林郑以及特区政府高层在大陆的政治历练、人脉和能量看,又怎可以跟当地党政军官僚较量?唯一办法是交港澳办、中联办领导人从中斡旋,但他们身为中央机构,会从中央还是港人利益考虑问题,当然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既然背靠大陆从未如此重要,奇怪的是,林郑到《施政报告》发表前两天才如梦初醒——她原本放在报告内的各种挺港建议,原来是一轮嘴炮而已,仍未得到中央认可,未免是匪夷所思。

其实林郑只提建议,不待中央定案便打算公诸于《施政报告》,若非无心之失,就是把压力和责任推到中央一面。意思是,香港经济无从复苏的话,只好怪中央不遵循她的建议,幸勿怪她,也反映她的执政思路,是放弃责任,凡事交给中央定夺。但北京又怎会看不到虚实,即使令她尴尬不堪,都要首先叫停《施政报告》。

接着是连消带打,除了规定林郑政府日后要北京支持,须有定案才能公布,更重要是,大陆的挺港措施,不能是应急措施,而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北京挺港可以,但代价是香港放弃高度自治权,听命于国家发展规划。日后的《施政报告》,就变成「大湾区施政报告的香港部份」,一切顺着国家计划去办,不容争议。到时,特首的职权,由政治、国安到经济、发展,都不断流失,正好配合北京全面管治香港的新时代新政策。

尽管如是者林郑可以减轻权责,轻身上路,而向北京归还高度自治权,亦不难换取北京的庇护,但牺牲高度自治的代价,首先是极度削弱港人参与决策。当涉及香港的政策由中央各部委决定,香港人并无渠道参与官方的讨论,更不要说决策。现时全国人大香港区代表由不到二千人的小圈子选举产生,不能代表主流民意,更何况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只有三十六名香港代表,只占总数百分之一点二。

随着经济和发展都服膺于中央计划,加上政治空间收紧,香港大陆化程度加强,跟西方国家的距离拉阔,亦不利于大陆当前的发展形势。特别当中美磨擦不断,制裁行动接二连三,香港其实更应与大陆的体制和措施保持距离,从而继续在冷战期间充当对外联系的窗口,抵销西方围堵大陆的部分影响。如今反其道而行,香港愈加靠近大陆,中港同受制裁而「揽炒」的机会愈高,也失去联通外地的国际窗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大搞对内对外双循环,恐怕事倍功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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