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 “城市問題暴力解決”的政治災難


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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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以消除安全隱患為名,強行驅走市郊“低端人口”,除了是出於眼不見為乾淨的低端思維,更反映統治者經過文革後幾十年休養生息,經濟實力儘管今非昔比,卻依然欠缺文明的觀念去管好一個大城市。

上月18日北京大興區發生火災,造成嚴重傷亡,當局隨即雷厲風行,全力清除安全隱患,避免悲劇重演,本是政府應有之義。該區位處城市邊緣,無城市規劃可言,一直以來環境差劣、垃圾堆積、治安混亂、設施欠缺,完全符合聯合國對貧民窟的定義。有些地點甚至佔用疏散通道起屋,違反公共安全,北京推行清理、整治行動,實屬必須。

不過,當局採取的鐵腕政策,不由分說,注定製造人間災難。他們的想法不是致力解決居民的安全問題,讓他們安居樂業,而是傾全力清走這批人,剷除整個社區後,也就用不着花心思去改革貧民窟的規劃、措施、服務。

當地方政府只管清除“低端人口”,解決安全隱患的計劃只剩下掃蕩、迫遷,卻不見安置、重建,反正大多數農民工來自全國各地,大都沒有北京戶籍,也就沒有居住權,地方政府並無責任照顧他們住屋的需要。他們根本沒理由在那裡生存,當局把這類社區化為烏有,一切歸零,又有何不可?

如此統治思維,賤視人民如蟻,備受天下鄙視,自不待言。奇怪的是,都二十一世紀了,還以類似鬥倒敵對階級的政治運動形式,處理城市發展的問題。其實貧民窟問題在發展中國家見怪不怪,全球有八份一人口(約十億人)仍在貧民窟生活,這些地點社區問題如山,由水質污染、基礎建設落後、衛生設施不足到住屋結構不安全、人口高度密集等等,在在需要當局耐性逐一解決問題。

這些貧民窟和貧民的去向,不僅僅影響當中數以十萬計居民的生活和命運,也牽連相關地區以至整個國家的發展前景。這批“低端人口”其實是短期內難以替代的“低端勞動者”,他們不論是速遞員、建築工人還是餐廳雜工,都是北京市經濟體系的一部份,也有其貢獻,不能話撤就撤。即使不談人道只談後果,今次清理人口也未免輕率,忽略迫遷行動對北京經濟的影響,也沒考慮為僱主和市民帶來的麻煩。

其次,貧民窟是吸納農村過剩人口的慣常方法。在中國,不論由於三農問題(農業、農民、農村)的推趕力,還是城市發展的吸引力,農民工進城打工,成為脫貧求生的選擇,而加強勞動力的流動,也有助紓緩農村失業問題,拉近城鄉經濟差異。

六年前的人口普查已發現,城鎮人口(51.27%)已超過農村,千禧年往後十年,城鎮人口增加14%。他們大多幹粗活,收入低下,只能在大城市的邊陲地帶聚居,為當地補充供不應求的勞動力。他們儘管不享有城市的福利和服務,不少人子女更要留在農村過活,但也仍覺得比在鄉下生活要好。北京當局如今反其道而行,要用強力把他們趕回原地,既影響自己的經濟發展,也增加農村的貧窮人口,不僅損人不利己,更破壞以城市經濟吸納剩餘勞動力的發展模式。

應對安全隱患,當局無疑不能對貧民窟無動於衷,但該正本清源,採取正面的做法,改革這些邊陲地帶的城市規劃,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安全要求和執法,讓居民繼續生活下去。同時,中央可制訂全國措施,增加農村的就業機會和入息,以經濟誘因吸引農民工重投鄉土,減輕城市的人口壓力。

很不幸,中央沒有運用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也不以文明方法解決問題,只視“低端人口”如政治敵人,一切問題看成只因他們而起,必須除之而後快,北京把他們驅趕出管治範圍之餘,更聯同多個城市拒絕收容這批外來人口,似乎非把他們趕回原鄉不可。

如果說強權霸道正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特徵,中共承諾為全體人民帶來公平而富裕的社會,根本無從說起,但若非如此,就該改轅易轍,立即制止反人道的做法。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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