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召開三中全會之際，網上近日熱議的一篇警世長文—「繁華漸逝：腹背受敵的中國經濟」，猶如空谷足音，來得正合其時。文章除了直言中國經濟亂象紛陳，更主張必須制度改革，否則後果堪虞，不僅經濟發展困於樽頸地帶，社會局面亦會出現不穩。
作者寇文紅的分析起點，是以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C. Koo) 提出的兩個觀念—「資產負債表衰退」和「被追趕的經濟體」，總結中國經濟各項敗象。他指出，中國消費增長低迷，投資意欲不振，房地產債台高築，中央及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總括來說，就是個人、企業以至政府都出現負債增加、資產減少，也就是辜朝明所說的「資產負債表」縮水或衰退，導致經濟發展停滯。
屋漏更兼逢夜雨，中國正處於作者所言「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腹背受敵階段」。作者分析，中國從2022年開始，投資回報率低於潛在競爭對手，導致大陸企業往外地發展，削弱本土投資，也促成更多發展中國家向中國追趕。加上中國與西方對抗，歐美國家在東南亞、印度、拉丁美洲部署新供應鏈，逐步取代或減輕倚賴中國企業，令中國面臨更多競爭，成為「被追趕的經濟體」。
寇文紅除了指出中國經濟兩大困惑，更嘗試解釋因由。他認為資產縮水、投資回報率下降，原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出現種種問題，包括科技創新不足、人口減少及老齡化、資本流走等等，令經濟增長失去動力，而制度障礙和政府政策，如「國進民退」下國企主導重要產業，則令資源調配失效，運作亦流於低效率。
加上嚴密防疫三年，除了大量資源投入疫情防控，亦導致企業投資及研發投入不足、居民消費意欲不振、勞動力參與率下降、人口減少、失業上升、企業收入及利潤下跌等等，結果是個人及家庭資產縮水必須要削減消費，企業負債增加不得不減少投資，而三年來政府開支增、收入減，解除嚴密防控疫情之後，儘管百廢待舉，也不敢大幅減稅或發放現金以刺激消費，更不願開放一些行業的限制，容許民營企業參與投資，經濟困局無法解開。
更糟是，在寇文紅眼中，政府的對策不但沒有解決問題，更成為問題的一部份。他特別批評當局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例如央行沒有按照經濟需要大幅減息以鬆動銀根，但另一方面放寬房地產的規管，為購房者提供借貸方便，以舒緩房企及銀行的債務危機，不惜付出的代價是居民和地方政府都加重負債（「資產負債表」惡化），導致消費能力進一步收縮，地方政府無力推行基建和民生措施，削弱整體經濟的需求。
寇文紅又批評中央及地方政府倒行逆施，使問題惡化。例如中央不但不減稅，反而在此艱難時刻加強調查居民和企業過往的報稅狀況，再追討「歷史欠稅」，同時預徵未來的稅款，結果是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繼續縮水，經濟只會進一步減速發展。地方政府亦不甘後人，為開源節流，一面是公用事業（水電煤氣等）加價，一面提高行政處罸（如違反交通規則）罰款，增加地方收入。作者指為殺雞取卵，更警告衰退時期加稅實屬不智，日本政府在90年代艱難時期推行財政緊縮計劃，導致經濟進一步下滑，因此當局切勿重蹈覆轍。
寇文紅的看法比辜朝明更深一層，但仍未問到問題的根本：何以中國經濟的基本因素出現無法應付的困難？其實作者在文中稍有提及，只欠正面帶出。一是制度落後防礙經濟發展。他主張改革所有阻礙技術進步、阻礙創新的體制，包括科研、教育、知識產權、營商環境、民營經濟等等方面，但制度改革的障礙是什麼，沒有具體說明。他只提及「國企民企二元結構扭曲資源配置」，也指出民營經濟的坎坷處境，例如政府整頓平台經濟、教育培訓行業、金融行業等，導致整個行業萎縮。問題是，民營企業對資源配置如此重要，何以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又如何可以掃除改革的障礙？
二是中國與西方對抗的路向選擇。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建基於同歐美國家及盟友的良好關係，通過多邊交流合作及貿易提升國力，何以今天要放棄行之有效的發展路徑，甚至化友為敵，換來眼下的互相制裁，貿易壁壘處處，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外交和軍事也有衝突，值得嗎？
中國人難道沒有選擇？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