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香港經濟由治及亂　政府財政危機臨門

過去四年多，中港官員一再聲言《國安法》下新香港由治及興，言詞煞有介事，不過現實卻背道而馳，香港經濟正走向由治及亂，反映在政府財政的一大難題，就是入不敷支揮之不去的財政危機。

入不敷支已成港府財政新常態

由2020至2021年度開始，特區政府財政4年有3年出現赤字，總數超過6000億元，而今年度（24/25年度）赤字更比預期差，若不把發債當收入，赤字將高達1700億元，真不知何年何日，特區政府才能轉虧為盈。令人擔心的是，財政赤字不再是突發危機（如新冠病毒肺炎）所帶來，危機過後便恢復正常，而是社會經歷政治巨變，經濟轉軌卻日走下坡，入不敷支已成政府財政新常態。

政府連年舉債，推動基建及地域發展以振興經濟，卻進一步把財政狀況推向深淵。由24/25年度開始，特區政府5年內將會發債6200億元。連同過去發債總額接近2500億元，至20年代尾，特區總債務接近9000億。如此下去，政府將背負沉重的債務包袱，除了資本賬內的財政儲備變成負數，由27/28年度開始，每年要償還債項更超過1000億元，若經濟未見起色，勢必陷入財政危機。

連年舉債　問題只會變得水深火熱

政府近年不怕大量舉債，目的是盡早走出危機，但出於兩個錯誤判斷，問題只會變得水深火熱。一是深信財政赤字不外盛衰周期所致，只待經濟回暖，重上正軌，政府收入亦恢復正常，財政轉虧為盈，便可清償欠下的債務。其實香港經濟每況愈下，涉及不少結構因素，令香港經濟跌落不易逆轉的下降軌道，政府必須對症下藥，並非經濟循環可以解釋。

一是近年大批港人移民外地，勞動力少了20萬，直接削弱經濟產能，導致政府收入減少，個人消費降低；二是勞動力流失加上生育率低，令人口結構進一步老齡化，勞動人口比例縮小，但醫療及社會服務開支只能有增無減，估計至2040年，65歲以上人口佔了三分一，帶給政府沉重的財政壓力；三是中美衝突加劇，有礙兩地經濟交往，而香港實施《國安法》後，與大陸的制度差別縮窄，令歐美陣營的投資者提高對香港的戒備，經濟關係全面倒退；四是香港對大陸的經濟依賴不斷加深之際，大陸出現近數十年來首見的經濟危機，香港復甦亦頓失所依。

政府的第二個錯誤是，深信由上而下推動香港經濟轉軌必定成功。《國安法》下，香港與歐美民主陣營漸行漸遠，執政者不以為憂，反而視為經濟轉軌的契機，因此不惜大量舉債，全力開發中港接壤地域—北部都會計劃，推動兩地經濟互動合作，將香港轉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過，一個經濟計劃能否成功，不在於決策者的權威、計劃有多漂亮，更在於能否提供可行願景和物質誘因，引發參與者的積極性。

簡單講，北部都會區是人口與空間大挪移的計劃。3000多公項新開發土地之上（約等於十個西九龍填海區），預計興建50萬個住所，可供全港三分一人口（250萬）居住，並發展四大類型行業，能為現時六分一勞動人口提供職位（65萬）。

如果全部落實，不僅要大批香港及大陸人口遷入 ，也要大量產業進駐，但如何吸引他們改變現狀，轉以北部都會區為基地？沒有足夠人口和產業填滿新都會，發展商又如何心甘情願大規模投資開發呢？

以屯門新市鎮為例（面積也是3000多公頃），由70年代中開始，經過40多年發展，正值香港人口增長期和經濟高速發展，才累積接近50萬人口。反觀北區都會計劃，若要在20年內成功，單是人口遷入該區的速度，便需要比屯門快10倍，還未計及香港人口外移、生育率低、經濟疲弱等負面影響。

大量增闢土地起樓　令衰頹樓市百上加斤及損賣地收入

再說，大量增闢土地興建房屋及商廈，只會令衰頹的樓市百上加斤，若還要地產商大力參與開發新都會區，無異於叫他們自掘墳墓。2021年至今，住宅物業價格跌了25%，未來3、4年，卻有超過10萬個新落成單位陸續推出市場，而寫字樓空置率達到25年新高（如中環寫字樓有220萬平方英呎空置），租金則比2019年低4成。物業市道低迷之際，政府10年內在北部都會區推出1400公頃土地，勢必推低樓市，但如今「愛國」形勢比人強，發展商未免百般滋味在心頭，但可以說不嗎？

其實市道低迷仍大量開發土地，也有損政府賣地收入。今年賣地收入預算降到330億，遠低於過往的近千億元，怎料市場反應更遠遜於預期，至今只達標11%（37億），物業市場進入寒冬。政府過去不會賤價求售，以免拖低地價，再禍及樓市，並影響下一輪賣地收入。如今市面樓房滯銷商舖空置，政府卻有意加強土地供應，推出北部都會區多幅地皮，不僅沒有邏輯可言，更自損庫房收入的經脈，財政赤字狀況更難逆轉。

不論此舉是由於對後市轉好沒有期待，因此急於求售，還是北部都會區是國家級計劃，理解不理解也要如期執行，只會削弱其成功機會，而計劃失敗的結果，就是為香港引來難以療癒的財政危機。

- 杜耀明（資深傳媒工作者）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