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史天健和他的实证研究

史天健是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和中国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于12月25日因罕见的疾病突然散手人寰，终年仅59岁。史天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师从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与安迪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黎安友在追悼史天健时说，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史天健的实证研究已经攀上了顶峰。

史天健的实证研究就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来解释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变迁和民众的政治行为。他是第一个使用多级代表抽样样本在中国本土开展大规模社会民调的教授，中国的政治转型理论因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史天健无疑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早在1988年12月，史天健就开始搞他的实证研究了。那时，史天健作的是关于北京市民政治参与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提到，中国仍处于从没有选举到有限选举的转型期，选民还不具备改变政府或一党专政的框架的能力；但是，政治并不局限于单方面地执行政党政治。这个调查为他的博士论文《北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依据，该论文199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搞实证研究，史天健这几年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地奔波。与其说他是政治学者，不如说他更像是用脚跑学问的社会学家。他的某一次调查就涉及了3200个样本抽样，覆盖了全国150个市县，每一个市县做了四个居委会四个村的抽样。专家说，按照现今的学术标准，这是最高质量的抽样调查。

但是史天健从第一手调查资料得出的一些结论，有时却受到既来自中国知识界也来自美国学界的批评。中国境内一些人认为他为中国政府说话，太政治正确，而美国学界一些人则认为他太不政治正确，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民主供求差距不大的结论，让美国学界的人大跌眼镜，认为这不符合人们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基本认识。

另外，史天健的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调查与结论，也让外界感到意外。他说80%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但他们脑中的民主，却是孔孟的执政为民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的权利归民的民主。史天健说，“原来中国人想像的民主是这样的。不少人会失望，但这是我调查所得，不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倒是认为，不谈史天健的结论，他的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实证调查至少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存在著许多误区；第二，中国民众的民主再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关于政治转型的艰巨与漫长，史天健实际上早就意识到了。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推进西方式的民主，就要塌下心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它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对其作一些什么样的改善，才能使其在我们国家发展。

无论史天健的政治观点如何，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一些人尽管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敬重他对中国的现实关怀和脚踏实地的调查与研究。王军涛在史天健骤逝的第一时间便写文悼念，他说，“跳出意识形态战场，尊重学术结果——这样的品质让史天健赢得知识界‘各门派’的普遍尊重”。此话不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瑜跟史天健观点不同，但非常尊重史的严谨与扎实的研究，她说，史天健的观点不是一拍脑袋的随意感慨，而是踏踏实实做经验研究、言出必有据的。

在海外自由生活自由做学问的人，有时难以理解像史天健那样的学者在中国搞调查面临的困境。史天健的友人在追忆他的文章中，透露了一些信息，可能有助于人们对那种困境的理解。李炜，自称是史天健的小喽罗，自从1988年筹建中国民意调查中心时，就结识了史老师，他说，在做政治参与调查时，史天健有时很激恼，因他关注的题目被官方从问卷中删掉，想做的调查总被审查机构拖死，那时，他就会格外的轴；轴的执著，轴的不合国情。

史天健的固执说明他一直试图坚持他的学者本分，这正像张鸣对他的评价的那样，史天健跟歌德派学者不同，从不主动往权势者那边靠，不颠倒黑白，变著法儿取悦某些人。跟许多海外学者一样，他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变化，一心希望中国变好，即使有批评，也是通过研究的方式表达，守著学者的本分。

史天健的实证方法为政治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一些观点则引发不少争议和批评，但史天健并不介意批评。他说，“我非常希望有人跟我辩论。但用学术辩论，用资料跟我说，能说服我最好。不要老是用意识形态挂帅。”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与批评他的人当面辩论，就驾鹤西去了。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