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健是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和中國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他於12月25日因罕見的疾病突然散手人寰，終年僅59歲。史天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期間，師從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與安迪結下了亦師亦友的關系。黎安友在追悼史天健時說，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史天健的實證研究已經攀上了頂峰。
史天健的實證研究就是通過問卷調查獲取的數據，來解釋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變遷和民眾的政治行為。他是第一個使用多級代表抽樣樣本在中國本土開展大規模社會民調的教授，中國的政治轉型理論因而得到豐富和發展。就這一點而言，史天健無疑在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早在1988年12月，史天健就開始搞他的實證研究了。那時，史天健作的是關於北京市民政治參與的民意調查。這個調查提到，中國仍處於從沒有選舉到有限選舉的轉型期，選民還不具備改變政府或一黨專政的框架的能力；但是，政治並不局限於單方面地執行政黨政治。這個調查為他的博士論文《北京的政治參與》提供了依據，該論文1997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為了搞實證研究，史天健這幾年馬不停蹄地在中國各地奔波。與其說他是政治學者，不如說他更像是用腳跑學問的社會學家。他的某一次調查就涉及了3200個樣本抽樣，覆蓋了全國150個市縣，每一個市縣做了四個居委會四個村的抽樣。專家說，按照現今的學術標准，這是最高質量的抽樣調查。
但是史天健從第一手調查資料得出的一些結論，有時卻受到既來自中國知識界也來自美國學界的批評。中國境內一些人認為他為中國政府說話，太政治正確，而美國學界一些人則認為他太不政治正確，特別是他的關於中國民主供求差距不大的結論，讓美國學界的人大跌眼鏡，認為這不符合人們對中國民主現狀的基本認識。
另外，史天健的關於中國人的民主價值觀的調查與結論，也讓外界感到意外。他說80%的中國人認為民主比專制好，但他們腦中的民主，卻是孔孟的執政為民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的權利歸民的民主。史天健說，“原來中國人想像的民主是這樣的。不少人會失望，但這是我調查所得，不是我的個人觀點”。
我倒是認為，不談史天健的結論，他的關於中國人的民主價值觀的實證調查至少說明幾個問題：第一，中國民眾對民主的認識，存在著許多誤區；第二，中國民眾的民主再教育仍然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第三，中國的政治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關於政治轉型的艱巨與漫長，史天健實際上早就意識到了。他說，如果我們想要在中國推進西方式的民主，就要塌下心來認真地研究一下，它的問題在哪裡，我們要對其作一些什麼樣的改善，才能使其在我們國家發展。
無論史天健的政治觀點如何，他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一些人盡管不認同他的觀點但敬重他對中國的現實關懷和腳踏實地的調查與研究。王軍濤在史天健驟逝的第一時間便寫文悼念，他說，“跳出意識形態戰場，尊重學術結果——這樣的品質讓史天健贏得知識界‘各門派’的普遍尊重”。此話不虛。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瑜跟史天健觀點不同，但非常尊重史的嚴謹與扎實的研究，她說，史天健的觀點不是一拍腦袋的隨意感慨，而是踏踏實實做經驗研究、言出必有據的。
在海外自由生活自由做學問的人，有時難以理解像史天健那樣的學者在中國搞調查面臨的困境。史天健的友人在追憶他的文章中，透露了一些信息，可能有助於人們對那種困境的理解。李煒，自稱是史天健的小嘍羅，自從1988年籌建中國民意調查中心時，就結識了史老師，他說，在做政治參與調查時，史天健有時很激惱，因他關注的題目被官方從問卷中刪掉，想做的調查總被審查機構拖死，那時，他就會格外的軸；軸的執著，軸的不合國情。
史天健的固執說明他一直試圖堅持他的學者本分，這正像張鳴對他的評價的那樣，史天健跟歌德派學者不同，從不主動往權勢者那邊靠，不顛倒黑白，變著法兒取悅某些人。跟許多海外學者一樣，他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變化，一心希望中國變好，即使有批評，也是通過研究的方式表達，守著學者的本分。
史天健的實證方法為政治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他的一些觀點則引發不少爭議和批評，但史天健並不介意批評。他說，“我非常希望有人跟我辯論。但用學術辯論，用資料跟我說，能說服我最好。不要老是用意識形態掛帥。”遺憾的是，他還沒來得及與批評他的人當面辯論，就駕鶴西去了。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