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前夕，北京市某公安分局領導幾次登門，和一位“天安門母親”的成員談話，問給“多少錢可以解決”？分局領導聲明是“代表個人”前來談話，更強調只針對這位六四難屬個人，和“天安門母親”的群體沒有關系，還附加一個條件，要這位難屬不能再接觸丁子霖。
這位難屬明確提出“天安門母親”一貫堅持的三項原則：“調查真相；賠償六四死難者；追究屠殺責任。”公安分局領導回答：“你們要真相，已經過了那麼多年，當時那麼亂，真相不好辦。”對於調查真相，他回答：“這個也不好辦，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還活著。”對此丁子霖說得很干脆：“不就是李鵬還活著嗎？”
當局這次遮遮掩掩的小動作，遭到了這位六四難屬的拒絕，但此舉泄露了當局試圖用錢掩蓋六四歷史真相和責任。這令人想起了香港黑幫電影裡的一句耳熟能詳的台詞：“用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這種贖買如果真是普降甘霖，冤民群體和社會不公就會大大減少，但中共的贖買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的。比如對六四難數的贖買，就只是針對其中一位難屬而言，絕不包括“天安門母親”整個群體，也決不贖買丁子霖和張先玲等拒絕暴政、拒絕遺忘的中堅分子。
中共現在的確“不差錢”，官方媒體稱當今之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最好的時期”，若論國庫黨產之豐厚，大概還靠點譜，而國進民退，官肥民瘦，正是中共口中的“盛世”標志。不妨先從一組經濟數據說起，2009年溫家寶曾說過，這是困難的一年，結果這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百分之12；2010年溫家寶說是經濟形勢復雜的一年，結果這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百分之22；今年溫家寶在兩會上說，2011年是經濟形勢很不確定的一年，結果政府財政收入第一季度增長百分之32。中共對老百姓的賦稅之重，搜刮之狠，由此可見一斑。
溫家寶在今年兩會上說：“維穩要放在政府工作首位。”於是今年國家預算的維穩費用增加百分之21.5，達到6244億元人民幣，首次超過軍費。但最諷刺的是，衛生副部長黃潔夫卻在兩會上說過：“中國要實行全民免費醫療每年要花費1600億元，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顯然，中共政權的安全和穩定，重於社會公平和國民健康，重於人民的生存權。
不過，這支“盛世”頌歌似乎快唱完了。中國經濟形勢自開年以來諸事不諧，最令當局頭痛的就是通脹勢頭凶猛，民生困窘，怨聲載道。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這並非短期經濟起伏，今年第一季度出現的貿易逆差，顯示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大陸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清楚無誤地表明，依托廉價勞動力、低人權、低保障的血汗“世界工廠”難以為繼，中國的人口紅利已告透支，老齡化社會的逼近和新增勞動力不足造成各地民工荒，其實正是當下惡性通脹的其中一個成因，而且構成了通脹的長期壓力。
為避免內蒙古民怨引發大規模民變，中共緊急撥出資金作為草原生態破壞的補償；在六四前夕，中共試圖通過對“天安門母親”個別成員的接觸，用金錢賠償來分化瓦解“天安門母親”團隊。這種三足鼎立的暴力、謊言加金錢的“創新社會管理”管用嗎？“天安門母親”群體已作出了明確的回答；中國社會嚴峻的現實也在無情地粉碎當政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