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体制内作家顾晓军于2月初在博客中国发了一篇文章,叫“反对党，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该文直截了当地说，执政党应当培养反对党，反对派，并以此遏制腐败。他提出以下几条理由：第一，自己的肉，自己护疼。无论怎样的党内民主政治制度，怎样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都没有反对党，反对派，来得干脆，坚决。第二，现在的多党合作，实际上是民主党派看执政党的脸色吃饭。在参与合作的在野党中，有点骨气的，还敢说几话真话；没骨气的，干脆就是应声虫。第三，没有全社会的民主，执政党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句不疼不痒的空话。同时，这也是对党外人士的不公。
从网友们对这两篇文章的反应来看，那位现任部级干部和顾晓军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普通民众和没有后台的中共干部的想法。普通民众和普通干部都很清楚，要当今胡锦涛统治下的中共执政党培养反对党很难。这可以从胡锦涛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者，封杀舆论，以言治罪看出。
反对党问题一直是中共执政领导人最忌讳的问题。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无一例外。毛泽东虽然嘴里也说，要允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是事实上他绝不容许党外势力挑战他的“党天下”。1957年反右时，民盟中央的储安平只不过说了几句批评中共的大实话，就被打成头号大右派，被整得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邓小平时代，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被认为是对中共一党专制的挑战而被判坐了十五年的牢房。邓小平还多次申明中国决不搞多党制。江泽民时代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对中共一党专制的挑战势力，把民间成立反对党的任何尝试和企图，都扼杀在萌芽状态。而胡锦涛政权重判刘晓波和其他异议人士，屡次重申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也像他的前任一样，显示了中共历代领导人对反对党问题的一贯的忌讳和恐惧。
在反对党问题上，赵紫阳是建政后中共领袖中的异数。根据杜导正撰写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赵紫阳早在2000年就指出，“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 赵紫阳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赵紫阳在十六年的软禁生涯中，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以及对中国时局和现实走向的把握，曾经准确地预见到，中国的国有资产将会迅速集中在以权力和特权结合为一体的权贵手中；中共不搞政治改革，腐败不可遏制，执政党手足无措；中国经济越发展，政治越专制；权贵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民众将把他们看作革命对像，有朝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等等。赵紫阳的一系列预言，均被后来发展的事实所征明。他的不培植反对党，中国很危险的论断，很有可能会再一次“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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