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評論:關於中國的民變

最近,一些海外學者撰文分析中國未來政局變動的可能。他們指出,中國政治發展正面臨著空前大變局,大變局的動力可能主要來自於民間。

20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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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成員,現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今年4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胡耀邦趙紫陽研討會》上,就“中國政治變革的路徑”做了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出一個民變促發官變的觀點,說的是老百姓在現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剝奪和壓榨,要求改變現有的這套規則;對於老百姓的要求,當局的反應就是鎮壓;過去十幾年民變不斷增加,當局不斷鎮壓,但當民變壓力達到一定程度,官方的應對思路就出現分歧,分歧導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後促成官變。溫家寶、薄熙來等近期表現,就是精英分裂的信號。

吳國光相信,中國未來變革的主力軍在民間。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轉型,不同於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高層開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轉型類型。他認為,在二十二年前,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就已經顯示,中國的從上到下推動政治變革的希望,已經破滅了,但在還有人寄希望於溫家寶或習近平,而他的看法是,這個希望是沒有根據的,“只有民變才能促進政治制度的變化”。

余英時在自由亞洲電台撰文,談中國大陸近10年內發生巨大變化的可能性時,也談到了民變問題。他說他有個朋友曾對中共黨內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現在很失望,余認為,共產黨的未來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這反映在三個主要現像上,一是整個中國出現了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的運動,而中共正在試圖阻止;二是各類民變風起雲湧,三是中共高層內部出現分化。

這裡,民變指的就是中國官方字典裡的“群體性事件”。那麼中國在現在的超級維穩模式下,發生大規模民變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這要從2008年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大維穩模式說起。那一年中國發生的民變特別多,那一年也是中國維穩政策的轉折點。為了保證2008年奧運會的順利進行,也為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局采取了調動整個官僚系統參與維穩的政治動員方式,嚴厲對待上訪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駕於司法,地方官員在維穩名義下可以為所欲為等。這就是大維穩模式。之後,凡是在敏感時間舉辦大型活動,如2009年國慶60周年、2010年世博會和亞運會,當局就采取大維穩模式。

大維穩模式管用嗎?6月28日,《財經》記者以《新觀群體性事件》為題,采訪了幾位中國社科院和大學的學者。他們說,這種辦法在短期內減少民變的升級,使人員大規模聚集變得困難,從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群體性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呈現增勢趨緩的態勢。但從長期來看,可能引起更大規模、更持久的對立。今年發生在廣州、上海、湖北、內蒙等地的事件就是嚴重警告。

在我看來,這種大維穩模式實際上對民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用政治鎮壓對付經濟訴求,用國家暴力對付和平抗議,其惡果之一,就是憑空制造出許多國家敵人。大陸學者說,本來許多人的上訪、抗議是為了自己的經濟物質利益,訴求非常明確,而且行為合法,但是在現有的維穩模式下,這些上訪人或抗議者往往被勞教、被關進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們最終演變成了敵人。

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說,評價現階段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要看三個標准,一是組織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續時間長短,三是訴求的性質。他說,今年中國大部分群體性事件的訴求還是民生經濟利益,如綏江、上海寶山等地的群體性事件,而不是以體制外的行動謀求體制內權利再分配的政治行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經濟利益、追求公平正義訴求的群體性事件在增加,如錫盟、利川事件。

總之,根據這些海外學者的研究與大陸學者的分析,當局的政治鎮壓手段,導致中國發生較大民變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可以肯定,胡錦濤的用鎮壓防止大規模民變的維穩思路是“飲鴆止渴”,其結果,一定是越飲越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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