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李克強究竟是上還是下？《動向》6月號一篇題為“李克強四度表態不接總理班”的文章透露，李克強四次上書，表示自己不宜接總理班，理由是：他認為自己缺乏駕馭全局和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業績平平，患得患失等等。該文還指出，李在河南和遼寧任職期間，中央對他的評價是“平平庸庸”、“中規中矩”。
這種關於李克強要下的說法與另一類政治傳聞大相徑庭。政論家冼岩先生4月底刊出的文章“胡攻江守，大勢幾定”顯示，李克強非但不會下，反而有可能更上一層樓。冼岩說，胡錦濤勢力日漸強大，李克強的行情因而日漸看漲，在胡的看護下，李在十八上總理位置上只須慮進、無須慮退，而習近平則步步有險，四面皆危。
上述兩種說法，各執一端，南轅北轍。不管李克強是下還是上，都說明十七大定下的習近平和李克強雙接班態勢存在著相當大的變數，而習李二人背後的勢力才是決定誰上誰下的根本力量。至於他們背後的勢力，政論家何頻先生說，他曾和至少十位知情人士和專家討論，多數人相信，對十八大人事能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四人：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和曾慶紅。
這就是說，這四個人替7000多萬中共黨員作主，替13億中國人民作主，來選拔他們的首腦。這等寥寥幾人為絕大多數人作主的怪事，只會發生在堅持一黨專制的中國。
如果李克強上書和上書的理由是真的，是否就有可能開創一種按照能力選拔接班人的先例呢？與按照派系選拔接班人相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問題是，胡錦濤和江澤民能不按派系出牌嗎？回答是否定的！在十七大勝出的九大常委中，李長春、賀國強、周永康和賈慶林，在黨內外的政績和口碑相當差勁，但他們仍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權力頂峰，這就是江胡兩派搞政治交易的結果。
習李二人接任下屆總書記和總理，十七大時就是幾個人構成的派系火拼出來的，十八大仍然取決於這些派系勢力的此消彼長。這不能不讓人喟然長嘆，這幾年來，胡錦濤高舉“黨內民主”的旗幟，而中共的接班人制度，竟然沒有絲毫長進！
第二個問題，習近平是不是“中興之主”？《前哨》7月號一篇題為“胡錦濤習近平精誠合作中興之路可期”的文章說，中共黨內一些高級干部對江澤民和胡錦濤很失望，但對兩年後即將上任的習近平期望甚高。他們認為，習很可能是後鄧小平時代真正的“糾錯之王”、“中興之主”；他很可能通過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領導中共走上一條改革自新的中興之路。然而讀了《明鏡》月刊6月號刊登的《習近平傳》作者高曉寫的介紹習近平的八篇文章，竟全然找不到習要大刀闊斧搞政治改革的蛛絲馬跡。
原國防大學大校級研究員辛子陵最近撰文回憶習仲勛，希望習近平以乃父為榜樣，一輩子不整人，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希望他即便不能成為最有作為的領導人，也要成做一個賢德的領袖。習仲勛在中共高層干部中，實屬鳳毛麟角，其正直正派的確值得習近平學習。但是如果習近平要成為“糾錯之王”、“中興之主”，只是不整人，只是不犯左的錯誤，是遠遠不夠的。
判斷習近平上任後能否成為“中興之主”的標准只能是，一看他能不能平反“六四”，彌合歷史傷痛；二看他搞不搞政治改革，根除腐敗之源；三看他是不是和普世價值接軌，把從人民那兒剝奪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統統還給人民。如果習近平做不到這三點，就談不上中興；但是如果做到了，中共就不是中共了；不過，中華民族從此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