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種反思“雜音”是：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局面，即，一邊是清王朝實行包括廢科舉、改官制、設咨議局在內的“晚清新政”，而另一邊則是革命黨人鼓動革命，結果“改革跑不過革命”；辛亥革命的爆發不僅阻礙了清政府搞開明專制，而且造成了中國連綿不斷的大動蕩和大流血。
在眼下的中國大陸，不管是左翼人士還是自由派人士，似乎都有一個共識，中國從2010年開始，便已進入了“改革和革命賽跑”的階段。到了2011年3月，當中共為了防止中東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發生而大緊其張的時候，自由派人士又進一步提出了“改革和危機賽跑”。對辛亥革命的這類反思，給中國的現實存在似乎賦予了從未有過的重要意義。
提出這種說法的代表人物，一個是80年代的思想啟蒙者李澤厚，另一個是80年代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蕭功秦。李澤厚在2011年8月17日回答馬國川采訪時說，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因為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經在進行改革。李澤厚還說，“只要保證她（指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來，她搞開明專制也可以”、“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證政府的穩定”。蕭功秦在他的文章“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中說，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它摧毀了已經走向了開明專制化的清王朝，卻無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會的新體制。
這類反思到底有沒有事實根據呢？海外和國內的一些史學家don‘t buy this story，余英時認為“改革和革命賽跑”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他說，根據他所掌握的史料，根本沒有什麼“晚清新政”，因為慈禧太後至死都不肯放棄權力，不肯改變君主專制體制，而清末實行的一系列措施，目的只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緩和危機。當危機緩和不過去時，才有了辛亥革命。
許倬雲則說，“晚清新政”並不意味著慈禧太後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於當時的形勢，不得已而為之。慈禧是一個有手腕有權謀熱衷權力的女人，而“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辛亥革命前夕，中國本身固然處在改革和革命之間，看上去似乎有選擇，實際上選擇余地並不多。因為當時維新的力量並不大，維新力量在戊戌政變時遭到了重創，守舊力量重新抬頭。所以整體而言，清末改革沒有多少准備工作，無法取得實質進展。
大陸的著名史學家袁偉時和雷頤的看法，與許倬雲很接近。袁也認為，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完全是被動的，並且一拖再拖，而清政府抗拒政治體制改革，才是辛亥革命爆發的最主要原因。而雷頤認為，清政府的冥頑不化，政治上拒絕改革，經濟上搖擺不定甚至倒行逆施，最後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進”。他們還說，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設法上書統治者，想走改革路線。只是在改革被拒之後，才立志革命。
從這些史學家提供的史料來看，李澤厚和蕭功秦的反思有一個明顯的破綻：倒因為果。辛亥革命是果不是因，而心不甘、情不願的清末改革是因不是果。辛亥革命是清末不搞真改革逼出來的。而李蕭二人倒果為因的反思並不是辛亥革命真實的歷史邏輯。其間的邏輯，就連《人民日報》評論員任仲平都看得清清楚楚。任在他的冠冕堂皇的文章“開啟民族復興的百年征程”中，也否定了“清末新政”。他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的君王，注定無法徹底自革其命。在“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謂政治轉型，跳不出維護皇權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既然清末沒有真正的改革，那麼談何“改革和革命賽跑”？
這裡的問題是，李澤厚、蕭功秦及其他持有同樣觀點的人，都是具有很深學養的學者，怎麼會看不出這個反思邏輯的破綻呢？或者說，如果明知有破綻，為何還要強力鼓吹之？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類反思有利於中共執政當局，而執政當局卻不便在公開場合宣揚這種立場。現在的中共當局搞改革，就像清末政府一樣，只限制在經濟、技術和行政等方面，不涉及根本權力的變革；但它又擔心，中國會因此而出現像辛亥革命那樣的結果，於是一種關於清末新政毀於辛亥革命、要改革不要革命的說法，便沸沸揚揚地出台了。
這說明，透過辛亥這面鏡子，中共當局在它統治的中國社會，看到了辛亥的影子，聞到了辛亥的味道，甚至感到了一種辛亥有可能到來的恐懼，哪怕這個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而對於中國民眾來說，要改革不要革命很有鼓動力，因為中國深受辛亥之後“不斷革命”的戕害，無人願意再看到中國出現大動蕩大流血大鬥爭大死亡的結局，但革命並非必然是暴力，現代文明下的和平理性的抗爭也是一種革命。
史學家說，辛亥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統治者主動變革才是化解“激進”的最有效途徑。這話大體是不錯的。但是，既然清王朝的政治轉型，都跳不出維護皇權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如今中共執政集團又焉能跳出它的“黨天下”的制度框框呢？而一心維穩、抱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連和平理性的抗爭都不允許的胡錦濤執政當局，似乎更堅定了決心，要與黨國共存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