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報》記者鮑小東在題為“陰性艾滋病——一個值得警惕和關注的怪病人群”的報道中描述了這樣的情況：“有這樣一群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在有過嫖娼或一夜情等高危行為後，陸續出現一些“症狀”……最初他們認為自己得了艾滋病，但一次次的抗體檢測卻都是陰性。醫生和專家們幾乎一致認為，他們得的是“恐艾症”。但這個人群卻不認同這個判斷。身體上的“症狀”，讓他們無法相信艾滋病檢測結果，無法相信專家們做出的“恐艾說”。他們認為“恐艾說”的結論“簡單而不負責任”。
他們給自己定義為“陰性HIV感染者”、“隱性HIV感染者”等等。認為自己感染的是變異的艾滋病或可怕的未知病毒--一種無法檢測的、可以唾液傳播的、攻擊人類免疫系統的、類HIV病毒”。在恐懼和歉疚的折磨中，他們有了生不如死的體驗，有人家破人散，有人自暴自棄，前程盡毀，有人因此產生社會報復心理，故意傳播疾病，甚至有人刀殘無辜之人。
筆者早在20年前就接觸過一例“恐艾症”患者。在一次沒有保護的性行為後，害怕自己感染艾滋病，去醫療機構檢測後為陰性，但卻不相信檢測結果。多次檢測結果為陰性，依然不相信檢測結果。他本人閱讀大量艾滋病書籍，對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知識了解很多，總猜想自己可能是檢查不出來的一個例外，因為艾滋病病毒感染檢測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確。他反復給醫務人員寫信，陳述自己的痛苦、猜測和理由。
這其實是艾滋病流行時代人們精神健康的問題，和公眾關於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有關，和關於艾滋病的恐怖性宣教有關。但更多反映的是人們的精神健康的情況，是精神疾病症狀表現出艾滋病時代的特征。如果沒有艾滋病，一些精神健康問題會反映在其他的方面。
筆者認為，中國社會需要對“陰性艾滋病”或“恐艾症”進行多學科的深入研究，需要包括公共衛生、社會學、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專家參與。同時，考慮到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大量所謂的“患者”，衛生部門需要組織專題工作組，提供心理幫助、公眾健康教育和其他的社會支持。需要考慮這些“患者”特征，提供對症下藥的公共衛生方案，而不是簡單發布科學研究報告。需要考慮到這些“患者”長期存在的情況，需要為這些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理支持和幫助。
衛生部可以組織多學科專家，定期交流“陰性艾滋病”問題，鼓勵“患者”、媒體和一些新媒體人士參與，幫助大眾科學地認識這個問題，逐步擺脫因為對艾滋病的恐懼造成的大量人類成員個人或家庭不幸。
艾滋病流行時代出現大量類似“患者”，說明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而精神健康和社會本身的狀況密切相關。但是遺憾的是，需要用科學、教育和社會關懷來處理的事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卻通過發展公安人員、建立針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監控機制和預警機制來處理，實在是中國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