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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谈过去20多年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发展。我对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弊端总结如下：
第一，20多年来，官僚主义的和集体主义思维下的艾滋病政策是失败的，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失败的原因。因此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探索现行的政府主导政策之外的策略，包括基于社群经验和社群参与决策的策略、基于人权保护的策略、发展人文和社会科学来探索有效策略。
第二，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对人民疾苦和社群需求是不敏感、不负责和不友好的。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从中央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建设兵团、军队）和市县，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相关部门或机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到艾滋病威胁的人群乃至大众社会不负责和不敏感，而是服从上级部门的计划指令、预算拨款或项目课题。官僚机构对数字报表敏感，而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受到影响人群不敏感。卫生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于本地区艾滋病流行情况和文化社会特征而主动研究、规划和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况是少见的。
第三，过去20多年，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决策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基于个人的需要，不是基于人类尊严和权利的需要，更不是基于社会科学对人类行为和文化的实证研究提供的决策依据。这种集体主义思维有下列表现：
1、政策决策者们根据政治任务来决定艾滋病防治政策，比如在反对西方化的时候提出把艾滋病拒之于国门之外，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中把艾滋病防治纳入精神卫生建设工作中。
2、政府决策者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认为人们应该怎么样，怎么对人们更好，来决定艾滋病防治政策和工作，而不是根据人们是什么样或在不同政策或环境下可能会怎么样来决定艾滋病政策和工作。
3、人们习惯于相信，当政府重要一项工作后，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没有意识到，不当的政府政策和措施，可能使得问题更加糟糕。
4、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标。比如，10年前认为河南乡村的感染者没有社会经济功能，救治其生命是浪费社会宝贵资源，而没有认识到，人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而现在联合国在推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作为艾滋病预防策略，政府就开始扩大艾滋病检测和鼓励感染者及早地服用抗病毒药物。比如，拒绝艾滋病感染者从事公职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缺乏对疾病感染者的人文关怀、心理支持和权利保护，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将面临新的失败。笔者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对艾滋病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立法保护疾病感染者的权利，需要为疾病感染者提供心理和社会支持，同时需要全面发展民间社会组织来提供基于社群经验的艾滋病防治服务和权利保护工作。（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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