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談過去20多年中國艾滋病防治政策的發展。我對中國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弊端總結如下：
第一，20多年來，官僚主義的和集體主義思維下的艾滋病政策是失敗的，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失敗的原因。因此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探索現行的政府主導政策之外的策略，包括基於社群經驗和社群參與決策的策略、基於人權保護的策略、發展人文和社會科學來探索有效策略。
第二，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對人民疾苦和社群需求是不敏感、不負責和不友好的。中國龐大的官僚體制，從中央到省（直轄市、自治區、建設兵團、軍隊）和市縣，衛生行政部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相關部門或機構，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到艾滋病威脅的人群乃至大眾社會不負責和不敏感，而是服從上級部門的計劃指令、預算撥款或項目課題。官僚機構對數字報表敏感，而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受到影響人群不敏感。衛生部門或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基於本地區艾滋病流行情況和文化社會特征而主動研究、規劃和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況是少見的。
第三，過去20多年，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決策是集體主義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基於個人的需要，不是基於人類尊嚴和權利的需要，更不是基於社會科學對人類行為和文化的實證研究提供的決策依據。這種集體主義思維有下列表現：
1、政策決策者們根據政治任務來決定艾滋病防治政策，比如在反對西方化的時候提出把艾滋病拒之於國門之外，在精神文明建設工程中把艾滋病防治納入精神衛生建設工作中。
2、政府決策者們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認為人們應該怎麼樣，怎麼對人們更好，來決定艾滋病防治政策和工作，而不是根據人們是什麼樣或在不同政策或環境下可能會怎麼樣來決定艾滋病政策和工作。
3、人們習慣於相信，當政府重要一項工作後，問題就會得到解決，而沒有意識到，不當的政府政策和措施，可能使得問題更加糟糕。
4、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人成為工具，而不是目標。比如，10年前認為河南鄉村的感染者沒有社會經濟功能，救治其生命是浪費社會寶貴資源，而沒有認識到，人在任何情況下應該是最為重要的，而現在聯合國在推動艾滋病抗病毒治療作為艾滋病預防策略，政府就開始擴大艾滋病檢測和鼓勵感染者及早地服用抗病毒藥物。比如，拒絕艾滋病感染者從事公職工作。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長期缺乏對疾病感染者的人文關懷、心理支持和權利保護，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將面臨新的失敗。筆者認為，中國需要發展對艾滋病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需要立法保護疾病感染者的權利，需要為疾病感染者提供心理和社會支持，同時需要全面發展民間社會組織來提供基於社群經驗的艾滋病防治服務和權利保護工作。（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