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甄评论】教育「双减」打压资本，却更揽权

中国当局于7月24日发表《双减》的政策文件，订明「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多间在香港上市的教育股应声下挫，跌况惨烈。

《双减》文件全名《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名为「意见」，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表，就是要责成全国必须落实的政策，即：对小学至初中的学生，须减轻课后作业和校外补习的压力。此外，也严禁给幼稚园学生学科补习；不再审批新的普通高中程度的补习机构，现有的也须参照文件加以规管。

课后作业何谓适度，属「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的问题。固然，作业有巩固学习的功能，但过重的课业压力往往又是扼杀学习动机的一个主凶。至于课后补习，则属「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范畴，缘起当然是为了补充正规学习，但愈演愈烈之下，挤压学生课馀时间的后果，也是教育当局必须面对的。《双减》文件似乎就是针对这些弊病的猛药。

但无论这药有多重，也没有给课业及补习压力作恰当的诊断：主流教育下的不均等、学校教师薪酬过低、影响既广且深的升学竞争等等。治本之道当然包括改革考试制度、扩阔升学瓶颈、给大、中、小学积极分歧的资源调配、升学和就业引进多元出路等。莫说海外，即使是两岸四地的教育专业，对此也早有不少研究或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如何松绑放权，让公营教育也可以灵活创新。如果公营体制一时应变点子不足，资源未许充裕，在合乎教育均等的原则下，与非公营界别联手协作改善的经验，也有不少可以借鉴。

可是，在包揽一切权力的政体下，以上原则是否太异想天开？引进非公营元素甚至放权让利，又岂容于习惯了搞清一色的极权官僚？除非让他们也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份，否则，或迟或早也会受到整肃。

像这一次《双减》文件，按教育专业来说，首先减掉的理应是课业过深过重、补习过多过烈的需求，而不是打压供应。即使说补习行业因为庞大商机已有资本巨贾染指，政府规管务须慎防的其实是垄断而不应是严禁融资。在过去完全合法地上市融资的补习机构，如今一纸令下后，为甚么就变成「已经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更大的问题是，补习机构的资本规模，要限制在甚么水平？标准如何厘定？有何理据？为甚么补习作为一个行业要受到这样的限制？为甚么补习机构要禁足于股票市场，而不是让教育专业人员管理营运，让市场买卖调节均衡，让政府真的只因反垄断而规管？

当然，放眼现实，专业、市场和政权的均衡根本只是教科书式的理想情境，与极权主宰的现实相去太远。这份《双减》文件，大抵只有「财政部门要加强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一句，算触及学校和教师要靠课后补习创造收入的底因，其馀大部份措施，却合乎不断揽权的极权逻辑。

和大陆许多政策新猷一样，《双减》文件字里行间其实是「大权独揽」四个大字。加强党的领导，补习机构引入党组织，成立组织协调机制，建立专门工作机构，设立监管平台等等，甚至预计诸多整顿可能引发危及和谐稳定的事件，所以连公安部门也要搜集情报、预警预防、布置应急，每一项的背后，都或明或隐在扩增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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