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甄評論】鬥垮教協 可否震懾教師?

202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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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甄評論】鬥垮教協 可否震懾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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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之「極」,在於權力極大,能夠趕盡殺絕;也在於權力延伸極廣,在政治上固然不容任何挑戰,在其他領域,經濟、宗教、文藝、不同專業等等,也要緊緊控制,對異己務必排擠、打壓、鬥垮。在香港,新近的一個事例,是教育局封殺教協。

教協是一個教師工會,會員佔現職教師比例估計曾高達八、九成,即使近年稍有回落,仍然是教師行業最大的工會。面對這樣規模的工會,無論在九七前或後,儘管不一定樂意,政府官員也必須與之維持一定的工作關係。遠的不說,回歸以後在教育改革、語文基準、縮班殺校等多項議題上,教育官員與教協高層的確是「有傾有砌」的。

教育常常是政權爭取民心的範疇。前兩任特首曾蔭權和梁振英加強資助幼兒教育,正是教協多年的訴求,在政策形成過程,政府和教協自然有相當的或明或暗的互動。到了現任的林鄭月娥,其50億經常性撥款,改善班級與教師比例、減少合約教師等,都在回應教協,2018年5月她更曾親身到賀教協的45周年會慶酒會並致詞,說甚麼教育不是「無掩雞籠」、通識科十多年來都有問題,是2019年後她搞得灰頭土臉後諉過於人的事。

對「反修例運動」以來的失利,對巨大民意的抵抗,政權必須有一套說詞,用以解釋其繼續執政的正當性。當然,這說詞的聽眾,主要還是沒有充份資訊的國內民眾,而且,說詞也可配合鬥爭,欲恫嚇教師,也打壓教協,在極權控制來說,可謂一舉數得。

因此,由《新華社》等的文章,到教育局新聞公報的指責,謾罵有餘,理據不足,例如《新華社》文章指教協污名化國民教育,或阻撓去殖民的教育改革,其實又是挪用民族大義的伎倆,騙不了全程目擊無能施政的港人。至於指教協編製「公民抗命」的教材,為甚麼又隱去不提這課題屬於官方指引的課程範圍之內?教育局所謂「供全港教師用以教授學生」云云,羅織罪名之餘,為何有多少教師採用的實據統計又欠奉?

不是要滅教協的「威風」,他們不過是替罪羔羊罷。政權諉過於教協影響年青一代後,難道就可迴避缺乏人民認受的管治難題?稍懂教育原理的人,當會知道塑造價值觀極其複雜,怎會像鬥爭論述所說那樣容易?肯按事實說理的人,當會明白在香港這樣的開放社會,市民對暴政的厭惡,又豈是教師或再隔一層的教師工會所能塑造的呢?

類似的政治鬥爭工程,其實早已到了不作任何掩飾的地步。像一年前的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取消試題事件,考試方在上午舉行,造勢的輿論、教育局的跟進,便接連在午後出籠,組織和部署不惜斧鑿處處,為求的是所謂「震懾」的效果。這次簡直如出一轍。《新華社》等兩篇批鬥文章在7月31日凌晨發稿,經香港媒體報道後,教協的回應聲明和教育局的新聞公報,幾乎在當天下午同時發表。教協還在思量如何澄清批鬥時,教育局已在部署斷交,教協以在野之身,根本無權無勢,說理是必由之路,可是政治鬥爭不靠理性討論,他們遇着的是慣於造勢、濫權的對手。

鬥垮教協就是鬥垮一個幾近十萬教師會員的工會,當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教育局中人可向極權主子邀功的。如果在《港區國安法》或其他刑事條例中鑽不到空子,教育局給教協扣上的政治帽子,也許已夠政權用於《職工會條例》上找蹅。空泛無據的政治批鬥,即使可以嚇退部份會員,教協的底子還是夠實力應付的,如能配合足夠的抗爭意志,香港公民社會這一血脈,可望還能傳承下去;教師或許一時受到震懾,在專業價值的穩固基礎上,終究還是可以復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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