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秉安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從醞釀、收集資料，下筆寫作，花了整整22年時間，完成這本以紀實文學形式的鉅著。以鉅著來形容，並不跨張；作者在寫作這本書的歷程中，走遍深圳不同角落及其他省市，採訪百多名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涉及逃港的人物，當中包括與執行政策相關的黨官、幹部，也有曾經偷渡的人，他們的家人，朋友等。作者為了親身體會偷渡的感受，更在深圳民政局友人的安排下，喬裝偷渡者，潛入收容所，在酷熱、惡臭的監房中，聆聽偷渡者對香港的幻想及藏在他們心底的怨氣。
這本書寫作時間長，當然有其特別的原因；一方面是搜集資料困難，在2007年以前，但凡涉及外逃的歷史檔案，都是國家機密，不能公開。作者即使找到了見證人，做了採訪，也不能公開發表。然而，歷史真相又豈可永遠沉於深圳河底？！2007年4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1949-1974年間的一萬二千多項檔案，令作者不單可以翻閱有關當年偷渡潮的重要資料，也反映他可以把多年來搜集的資料公開。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主要政策，不少評論認為當年鄧小平是改革先鋒。然而，作者在採訪過程中，有農民對他說：改革開放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成為“改革開放”政策的試點，又如何與偷渡潮拉上關係？
作者指出，從1955年開始有內地人偷渡香港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偷渡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偷渡者分別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多個省、市，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遊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遊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的意思。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裏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為什麼要偷渡到香港？對於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各式各樣，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
經歷了大躍進及三年大飢荒的日子，老百沒有吃的，粵北已有人餓死，當時主管寶安、廣州以至省級的幹部認為，與其讓老百姓在國內等著餓死，不如放一部份出去．這也是出於人道的考慮。
中央如何理解五十年前這次偷渡潮？當時，人民日報軍事組組長連雲山秘密到了深圳，喬裝過境耕作，從大鵬灣過境，再到九龍，想了解偷渡者的心聲及實際情況。他秘密訪港卻親眼見到香港的實況：在香港做乞丐的都比我們這邊好，只要你幹活，就有飯吃，偷渡的人沒有一個後悔的。
連雲山這次行程寫成內參，經新華社交到鄧小平手上；之後，相關政策開始鬆動，對大陸出逃的難民有一個放寬不究的指示。
六十年代寶安的寬鬆政策，讓人民渡過了經濟最困難的日子，一場文代大革命風暴，農民連養幾隻雞也要挨批鬥，生活又再艱苦起來，偷渡潮又再出現。到1977年底，剛剛後出的鄧小平到廣州，聽過彙報後，他承認是政策出了問題。兩年後，中央工作會議支持讓廣東先搞特殊政策；第二年，即1980年五屆人大會議正式宣告成立深圳經濟特區，由此，打開了寶安的新紀元，也啟動了中國的新紀元。因此，大逃港也可以說是促使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