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書評:新聞自由在不斷爭持之中

─ 介紹 黎佩兒(Carol P. Lai) 著: 《Media in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political change,1967-2005》 (香港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變遷 1967-2005)

20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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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佩兒(Carol P. Lai): 《Media in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political change,1967-2005》(香港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變遷 1967-2005)

香港新聞自由何去何從,向來是輿論的焦點。不少社會人士分析評論,不少團體踴躍發言,而學術論文亦為數不少,但從歷史發展和政治經濟的整體角度,剖析本港新聞自由的升沉起跌却不多,黎佩兒的專著可算是例外。

全書以歷史為經,由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分三個階段,了解九七過渡前後,政治、經濟、社會的多元變化對新聞自由的影響。同時,該書又以政治經濟分析為緯,詳述每個階段,政府、傳媒、新聞工作者涉及的利益和價值、制度和規限、行動和對抗,從而說明新聞自由的空間和限制所在。

有別於主流的看法,作者不相信殖民地港英本着是自由主義的信念,打造香港為言論自由的重鎮。相反,黎佩兒深入分析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統治策略,指出統治者是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實行分而治之,即一面重力鎮壓反殖民的、由北京政府支持的「愛國」報刊,一面容許其他民間力量,包括國民黨分子,在香港有組織、結社以至辦報的自由。傳統左右派之間的對壘,結果阻礙大家認知本地社會的議題,而殖民地政府就在激烈的政治對立之中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

黎佩兒的分析,除了有助了解殖民年代的港英統治,亦加深大家對統治者的戒心,由維護統治者利益發展而來的管治策略,勢必影響日後新聞自由的空間。過渡前後新聞自由的變化,正好說明這種說法。

回歸前,港英政府時日無多,為保持統治的公信力,只有改革過時法規,讓巿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權利。加上民間社會和政治組織日趨成熟,社會價值走向多元,民意地位抬頭,讓新聞專業得到更多的消息來源,也為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自由提供龐大的社會支援。例如九十年代初,《明報》記者席揚被捕,新聞專業組織發起運動,支持公開審訊和提早保釋席揚,都得到不同政治派別以至公眾的廣泛支持。

直至回歸前後,恢復行使主權的北京政府亦逐步起動,收緊傳媒的自由空間,以配合未來的管治。結果北京一面公開發言,高調批評本港傳媒的「越軌」行為(如訪問台灣副總統呂秀蓮),又或者殺鷄儆猴,懲戒衝破採訪禁區的記者(如拘捕席揚),而另一方面,資本家亦步亦趨,收購傳媒,改組機構,重訂編採組織和方法,並且撤掉他們認為「不合適」的撰稿人和專欄作家,使傳媒內容不再批評中央領導人,編輯方針謹小慎微。加上消費主義掛帥,政治敏感問題不是失蹤,就是放到毫不起眼的位置。

不過,本港傳媒並非毫無頑抗之力。根據黎佩兒分析,新聞行業的專業要求和公民社會的活力,加上巿場競爭和消費者的力量,令上述種種限制自由的措施,不能完全奏效。但她並不因此而對前景感到樂觀,因為在中央和傳媒老闆的內外影響下,傳媒走向自我審查的整體趨勢令人憂慮,例如台灣總統,有傳媒改稱為「台灣領導人」,而六四大屠殺亦變身「天安門事件」。

黎佩兒沒有預測香港新聞自由的前景,但線索卻清楚不過:新聞自由即使身處劣勢,但只要社會對新聞自由有強烈認許和持續行動,即使強如中央政府,也不能視作等閒。

老套說句,自由就在於永恆不斷的爭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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