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自由何去何從，向來是輿論的焦點。不少社會人士分析評論，不少團體踴躍發言，而學術論文亦為數不少，但從歷史發展和政治經濟的整體角度，剖析本港新聞自由的升沉起跌却不多，黎佩兒的專著可算是例外。
全書以歷史為經，由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分三個階段，了解九七過渡前後，政治、經濟、社會的多元變化對新聞自由的影響。同時，該書又以政治經濟分析為緯，詳述每個階段，政府、傳媒、新聞工作者涉及的利益和價值、制度和規限、行動和對抗，從而說明新聞自由的空間和限制所在。
有別於主流的看法，作者不相信殖民地港英本着是自由主義的信念，打造香港為言論自由的重鎮。相反，黎佩兒深入分析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統治策略，指出統治者是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實行分而治之，即一面重力鎮壓反殖民的、由北京政府支持的「愛國」報刊，一面容許其他民間力量，包括國民黨分子，在香港有組織、結社以至辦報的自由。傳統左右派之間的對壘，結果阻礙大家認知本地社會的議題，而殖民地政府就在激烈的政治對立之中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
黎佩兒的分析，除了有助了解殖民年代的港英統治，亦加深大家對統治者的戒心，由維護統治者利益發展而來的管治策略，勢必影響日後新聞自由的空間。過渡前後新聞自由的變化，正好說明這種說法。
回歸前，港英政府時日無多，為保持統治的公信力，只有改革過時法規，讓巿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權利。加上民間社會和政治組織日趨成熟，社會價值走向多元，民意地位抬頭，讓新聞專業得到更多的消息來源，也為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自由提供龐大的社會支援。例如九十年代初，《明報》記者席揚被捕，新聞專業組織發起運動，支持公開審訊和提早保釋席揚，都得到不同政治派別以至公眾的廣泛支持。
直至回歸前後，恢復行使主權的北京政府亦逐步起動，收緊傳媒的自由空間，以配合未來的管治。結果北京一面公開發言，高調批評本港傳媒的「越軌」行為（如訪問台灣副總統呂秀蓮），又或者殺鷄儆猴，懲戒衝破採訪禁區的記者（如拘捕席揚），而另一方面，資本家亦步亦趨，收購傳媒，改組機構，重訂編採組織和方法，並且撤掉他們認為「不合適」的撰稿人和專欄作家，使傳媒內容不再批評中央領導人，編輯方針謹小慎微。加上消費主義掛帥，政治敏感問題不是失蹤，就是放到毫不起眼的位置。
不過，本港傳媒並非毫無頑抗之力。根據黎佩兒分析，新聞行業的專業要求和公民社會的活力，加上巿場競爭和消費者的力量，令上述種種限制自由的措施，不能完全奏效。但她並不因此而對前景感到樂觀，因為在中央和傳媒老闆的內外影響下，傳媒走向自我審查的整體趨勢令人憂慮，例如台灣總統，有傳媒改稱為「台灣領導人」，而六四大屠殺亦變身「天安門事件」。
黎佩兒沒有預測香港新聞自由的前景，但線索卻清楚不過：新聞自由即使身處劣勢，但只要社會對新聞自由有強烈認許和持續行動，即使強如中央政府，也不能視作等閒。
老套說句，自由就在於永恆不斷的爭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