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新闻自由在不断争持之中

香港新闻自由何去何从，向来是舆论的焦点。不少社会人士分析评论，不少团体踊跃发言，而学术论文亦为数不少，但从历史发展和政治经济的整体角度，剖析本港新闻自由的升沉起跌却不多，黎佩儿的专著可算是例外。

全书以历史为经，由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分三个阶段，了解九七过渡前后，政治、经济、社会的多元变化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同时，该书又以政治经济分析为纬，详述每个阶段，政府、传媒、新闻工作者涉及的利益和价值、制度和规限、行动和对抗，从而说明新闻自由的空间和限制所在。

有别于主流的看法，作者不相信殖民地港英本着是自由主义的信念，打造香港为言论自由的重镇。相反，黎佩儿深入分析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统治策略，指出统治者是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实行分而治之，即一面重力镇压反殖民的、由北京政府支持的「爱国」报刊，一面容许其他民间力量，包括国民党分子，在香港有组织、结社以至办报的自由。传统左右派之间的对垒，结果阻碍大家认知本地社会的议题，而殖民地政府就在激烈的政治对立之中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黎佩儿的分析，除了有助了解殖民年代的港英统治，亦加深大家对统治者的戒心，由维护统治者利益发展而来的管治策略，势必影响日后新闻自由的空间。过渡前后新闻自由的变化，正好说明这种说法。

回归前，港英政府时日无多，为保持统治的公信力，只有改革过时法规，让巿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加上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日趋成熟，社会价值走向多元，民意地位抬头，让新闻专业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也为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提供庞大的社会支援。例如九十年代初，《明报》记者席扬被捕，新闻专业组织发起运动，支持公开审讯和提早保释席扬，都得到不同政治派别以至公众的广泛支持。

直至回归前后，恢复行使主权的北京政府亦逐步起动，收紧传媒的自由空间，以配合未来的管治。结果北京一面公开发言，高调批评本港传媒的「越轨」行为（如访问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又或者杀鷄儆猴，惩戒冲破采访禁区的记者（如拘捕席扬），而另一方面，资本家亦步亦趋，收购传媒，改组机构，重订编采组织和方法，并且撤掉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使传媒内容不再批评中央领导人，编辑方针谨小慎微。加上消费主义挂帅，政治敏感问题不是失踪，就是放到毫不起眼的位置。

不过，本港传媒并非毫无顽抗之力。根据黎佩儿分析，新闻行业的专业要求和公民社会的活力，加上巿场竞争和消费者的力量，令上述种种限制自由的措施，不能完全奏效。但她并不因此而对前景感到乐观，因为在中央和传媒老板的内外影响下，传媒走向自我审查的整体趋势令人忧虑，例如台湾总统，有传媒改称为「台湾领导人」，而六四大屠杀亦变身「天安门事件」。

黎佩儿没有预测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但线索却清楚不过：新闻自由即使身处劣势，但只要社会对新闻自由有强烈认许和持续行动，即使强如中央政府，也不能视作等闲。

老套说句，自由就在于永恒不断的争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