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新闻自由在不断争持之中

─ 介绍 黎佩儿(Carol P. Lai) 著: 《Media in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political change,1967-2005》 (香港传媒:新闻自由与政治变迁 1967-2005)

20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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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佩儿(Carol P. Lai): 《Media in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political change,1967-2005》(香港传媒:新闻自由与政治变迁 1967-2005)

香港新闻自由何去何从,向来是舆论的焦点。不少社会人士分析评论,不少团体踊跃发言,而学术论文亦为数不少,但从历史发展和政治经济的整体角度,剖析本港新闻自由的升沉起跌却不多,黎佩儿的专著可算是例外。

全书以历史为经,由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分三个阶段,了解九七过渡前后,政治、经济、社会的多元变化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同时,该书又以政治经济分析为纬,详述每个阶段,政府、传媒、新闻工作者涉及的利益和价值、制度和规限、行动和对抗,从而说明新闻自由的空间和限制所在。

有别于主流的看法,作者不相信殖民地港英本着是自由主义的信念,打造香港为言论自由的重镇。相反,黎佩儿深入分析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统治策略,指出统治者是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实行分而治之,即一面重力镇压反殖民的、由北京政府支持的「爱国」报刊,一面容许其他民间力量,包括国民党分子,在香港有组织、结社以至办报的自由。传统左右派之间的对垒,结果阻碍大家认知本地社会的议题,而殖民地政府就在激烈的政治对立之中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黎佩儿的分析,除了有助了解殖民年代的港英统治,亦加深大家对统治者的戒心,由维护统治者利益发展而来的管治策略,势必影响日后新闻自由的空间。过渡前后新闻自由的变化,正好说明这种说法。

回归前,港英政府时日无多,为保持统治的公信力,只有改革过时法规,让巿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加上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日趋成熟,社会价值走向多元,民意地位抬头,让新闻专业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也为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提供庞大的社会支援。例如九十年代初,《明报》记者席扬被捕,新闻专业组织发起运动,支持公开审讯和提早保释席扬,都得到不同政治派别以至公众的广泛支持。

直至回归前后,恢复行使主权的北京政府亦逐步起动,收紧传媒的自由空间,以配合未来的管治。结果北京一面公开发言,高调批评本港传媒的「越轨」行为(如访问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又或者杀鷄儆猴,惩戒冲破采访禁区的记者(如拘捕席扬),而另一方面,资本家亦步亦趋,收购传媒,改组机构,重订编采组织和方法,并且撤掉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使传媒内容不再批评中央领导人,编辑方针谨小慎微。加上消费主义挂帅,政治敏感问题不是失踪,就是放到毫不起眼的位置。

不过,本港传媒并非毫无顽抗之力。根据黎佩儿分析,新闻行业的专业要求和公民社会的活力,加上巿场竞争和消费者的力量,令上述种种限制自由的措施,不能完全奏效。但她并不因此而对前景感到乐观,因为在中央和传媒老板的内外影响下,传媒走向自我审查的整体趋势令人忧虑,例如台湾总统,有传媒改称为「台湾领导人」,而六四大屠杀亦变身「天安门事件」。

黎佩儿没有预测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但线索却清楚不过:新闻自由即使身处劣势,但只要社会对新闻自由有强烈认许和持续行动,即使强如中央政府,也不能视作等闲。

老套说句,自由就在于永恒不断的争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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