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海内外唱好之声，高唱入云。但一片赞歌之外，亦不乏警世之音。其中如郎咸平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批判，往往独排众议，逆流而上。《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更指出中国经济只是表面繁荣，背后却是危机四伏、四面楚歌。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到了发展的樽颈，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点，不是什么巿场化、私有化等空泛口号，又或者什么“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陈腔滥调，而是老老实实，面对权力倾侧、贫富悬殊的问题，放弃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不择手段，改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公平为突破口”，让经济发展为全民服务，达致共同富裕、人人受益的目标。
作者有此想法，是鉴于中央投入四万亿元的振兴经济计划，以及十六万亿地方政府贷款，结果虽然有助推高经济增长，却又造成物价暴涨，也让一些国企有机可乘，运用其垄断地位，提高价格牟取暴利，令人民生活百上加斤，而经济由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亦往往不顾后果，背离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原意。
这种发展模式下，一面是通货膨胀削弱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高端工作流向发达国家，低端工作又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前景不明；而另一方面是国企垄断巿场，如五大银行和三大石油公司，人为地抬高价格，也令民营企业难以立足。作者指出，这些国企虽年年赚大钱，却不是由于管治优异、效率高超，而是受到国家保护，得到财政补贴、信贷补贴、地租补贴、以至资源税补贴。加上以其现有优势，将垄断势力伸向相关巿场，如石油公司除了经营石油，更自行营运加油站，并逐步垄断天然气巿场。换言之，国企的庞大利润是由于享有大量特许经营项目、加上巨额补贴和低息贷款，完全是占用大量国家资源的结果。
从电力到民航，再由电信到汽车，作者分析一些国企的反竞争行为，它们的既得利益正卡著进一步的改革，无法推进。他们又以金融业为焦点，指出银行能够每年获取巨利，是靠垄断地位，以较大的存贷利息差（有些达到7%）加上各种各样的手续费和佣金。又如股巿方面，作者批评内地证监会不作为，以致乱象纷陈，如分红占利润不到百分之五、香港红筹股重投内地国际板来圈钱、股票稀缺导致估值十分高、业绩造假公司从轻发落等。整体而言，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标准仍有一段距离，巿场秩序混乱，投资者保障不足。
面对重重弊端，作者认为未来的经济改革必须重订目标，不再盲目追求增长，而必须谋求共同富裕、藏富于民并且以民为本。他们批评现行制度，导致大部份老百姓收入低但生活成本高，拉濶了贫富悬殊，也令内部需求不振，相关工业亦无法崛起。例如，即便是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也不外三千多元，面对房租贵、物价贵，加上各种费用，可谓左支右绌，只能维持温饱，却“生病、不能置房、不能买车，甚至没钱孝敬父母”，而宏观的效果就是难以形成中产阶级，以稳住迅速变迁中的社会。
对症下药，作者认为改革的核心不该是经济，而是社会变革，让所有人有平等的立足点，如废除户籍制度，推行普及教育，减轻民营企业负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拉近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政府应改革税制，减轻百姓负担，并把税收投放到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劳工保障、环境保护等，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效能。
为确保经济改革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作者特别强调政府必须赋权人民，让他们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如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公众利益，或者立法保护检举不法行为的举报人等。总言之，进一步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令政策依循社会平等的原则和公义的规范，否则不择手段的改革注定会把中国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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