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研究重點是消費、貧窮及福利政策。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迪頓已經開發一套方法,將消費者在不同貨品中如何分配開支等考慮用作推算出不同消費品的需求系統,這套方法被稱之為「一個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統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簡稱"AIDS")。迪頓也發現,一直以來常用的消費理論,解釋不了現實中的總體收入及消費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收入,究竟有多少被用作消費?又有多少用作儲蓄投資?迪頓認為微觀收入與宏觀收入的概念存在極大的分別,在進行統計時應以個體的消費模式來調整分析的結果,這套簡單而靈活的方法,現今已經是經濟學界中,用作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生活水平的標準工具。此外,這一套方法亦有助解釋及預測實際消費的模式,對分析公共政策,如稅收和補貼的影響。
在經濟學界當中,迪頓是被公認為實至名歸的得獎者,完全沒有懸念。可是對行外人,迪頓在學術上的貢獻,似乎有點遙不可及;希望認識這位大師的思路,最佳的切入點應該他在兩年前出版的《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據作者解釋,這本書的名字,靈感來自六十年代一齣同名的電影。該套影片講述三個被德國納粹軍隊捉入俘虜營的同盟軍,如何逃出生天的故事;他認為多數人都傾向把注意力集中在逃生的英雄上,而忘記了仍然有大部份人滯留在俘虜營中,逃不出去。而現實世界,亦好像電影所描繪般,有兩班人,一部份人受惠於經濟和社會進步,逃離了貧病交加的狀況,與此同時,成功逃出生天者和其他人,距離越來越遠。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正是作者窮一生之力研究,希望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物質水平提升,令到社會上普遍的健康水平改善,從而又再令到經濟增長有更佳表現;這個循環只是老生常談。而迪頓則洞察得到,對一般人的處境,制度才是最具取決性的社會因素。換句話說,好的制度,讓人民有足夠的資訊去為保障自己,從而改善每個人的個人衛生水平,影響整體公共衛生。許多能夠大大提升人類存活率的方法,本身不用太多的資源,可是社會必須要對這些方法有一定的認識。說到底,民智水平比財富更為重要。
迪頓這本《逃離不平等》,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對發展的中國家經濟援助,不但無助於改善世界性的財富不均,相反這些錢往往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的政治強人的囊中物,令他們有更大動機去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延續其既得利益的地位,結果窮國因援助繼續安於貧窮,人民也沒有因為援助得到好處。派錢,不會令窮人長遠地富起來。
制度上的財富再分配,最終真正得益者,永遠都是那些掌握了分配權的人。經濟援助,也就是國際上的財富再分配,監察難,透明度低,問責程度自然低,也更多以權謀私。明白到這一點,就知道近年人氣急升的皮克提(Thomas Piketty)提出以全球徵收財富稅來進行再分配,是「亂噏當秘笈」。
迪頓認為,減低健康和財富差異,關鍵在於政策本身是否有傾向某一方。說到底,有機會上和權力上的公平,才是制度上的公平,表面上製造結果上的平等,最終只會造成大多數人被剝削,讓少數人擁有權力的人借不公平的制度殘民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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