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诗闽书评】《天安门事件之后：美中关系的政治学（1989 – 2000）》-------作者苏葆立

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其双边关系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两国之间的博弈和抗衡对世界的经济与和平发展至关重要。而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体现在其复杂性，如何从错综纷纭中梳理美中关系发展的方向，对于两国的决策者，从事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生意人，乃至两国的留学生和观光客都有一定的意义。

2003年出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美中关系的政治学（1989 – 2000）』，英文书名为（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记述了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十二年间美中关系的发展变化。 十几年过去了，重读这本书读者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美中关系较量中的历史事件仍有其现实的意义。尽管决策者易人，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的棘手。美中关系中的敌意和不信任，在六四事件之后尤为明显。而如今当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中美战略互信”的同时，在重大国际事件中，亦不断地指责美国是“幕后黑手”，比如南海问题；而书中描述的中国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使得美方难以预测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这一状况在过去十几年中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尽管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流向多元化，但中国政府对信息的管控也越来越严厉。因此，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兴趣的读者，会发现『天安门事件之后』这本书中，以故事形式描述的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中美首脑互访，民主党捐款案，“李文和案”，克林顿弹劾案等问题，和现时的美中关系的发展的各种事件的机缘巧合。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作者苏葆立 （Robert Suettinger）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从事情报分析及外交政策制定工作30多年。他曾任职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东亚及太平洋分析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现任华盛顿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级顾问。

苏葆立亲历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制定过程。 曾经参与克林顿总统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4年在雅加达和1995年在纽约会晤的准备工作，以及1995年美国向台湾总统李登辉颁发签证的决策等。

本台记者采访了苏葆立，就现今美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美国大选之后美中关系的发展方向作出了分析。当谈到美中关系中的诸多猜疑、不信任，苏葆立分析指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

苏葆立说：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是因为这个政治制度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制度。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任何事情都会受公众的详细审查，或立即否定，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要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复杂，缺少透明度，往往是内部的政策驱使其外交政策，我们（美国）不知道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的时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知道哪些人参与政策制定，也不知道他们都会考虑哪些方面。我们知道所有事务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内部处理，但我们不清楚他们以及相关的各个部门如何运作。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我们不知道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什么时候开会，以及主要功能是什么。

今年春最新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Spring 2016 Global Attitude Survey）显示，美中人民互不信任的程度还是非常严重，但两国的年轻人（18岁－34岁）对对方的肯定态度有增加；另对中国的态度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加严厉。苏葆立指出近年来随著文化交流在年轻一代之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会讲中文，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来美国留学，使得年轻一代对中美双方的看法趋于正面，这让我们看到一些消除不信任的希望，但两国的年轻一代都不是政治上有实力的一族，所以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至于美国两大政党对中国的态度有别，是因为通常在共和党内，更多的人比较关心美中关系带来给选民的经济影响，特别是集中在较偏远地区，老的工业区共和党选民，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他们失去工作，所以有很多怨气，认为这些都是因为美中经济关系而造成的不公平。

对于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苏葆立认为年底美国大选产生的新总统和明年中共召开的19大，对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

苏葆立说：希拉里不是中国当局喜欢的人物，但她之前的外交记录我们还是可循的，她对中国很严厉但并不是不公平。川普就很难讲，但他的一些言论也表明他对中国会有更严厉的政策。取决于美国大选结果，现时的美中关系处于一种待命阶段，直到大选结果出来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判断。明年中共十九大召开，我们也期待会有一些人事变动，有关习近平及他如何运作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们听到一些各方面流传的消息，但因为中国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所以从美国方面我们只能观望，但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缺乏信心，我们不期待有太大的改变。

最后，苏葆立说，再读『天安门事件之后』，书中提出的美中关系的框架，问题所在， 比如政治制度的不同和沟通的困难，以及双方的期待等都没有变，使得这本书有其现实的意义。如今尽管美中之间增加了很多交流的渠道，像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但效果如何，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