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乐伟书评】罗荣邦--《中国海权 1127-1368》(China as a Sea Power, 1127– 1368)


201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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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cover.jpg 【锺乐伟书评】罗荣邦--《中国海权 1127-1368》

今年五月中国解放军发表第九份国防白皮书,题为《中国的军事战略》,内容除提及军事现代化及中国面对的挑战外,其中一个重点是要求军队改变以往「重陆轻海」的组建方针,「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将中国海军的角色由「近海防御」外加上「远洋护卫」的要求,因而被区内其他国家视为中国由传统陆权走到海权的重要讯息。

对于中国能否成为下一个海权国家,中国学者及西方学者有著不同的看法︰中国的军事及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海权样板不是西方那种讲究帝国行为及建立殖民地的海上霸权,而是希望达致多赢的华夏特色海权,因此分析中国海权应由华夏文化出发。西方的比较历史及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欠缺海洋历史及文化,即使最终中国有著强大的舰队及海洋作战能力,其海权命运或与其他欧洲传统陆权国家如法国、德国及前苏联一样,空有硬实力却难以称霸海洋。

对于中国历史有没有海洋文化,反对论者如费正清(J. K. Fairbank)多引用明清时代的闭关自守及受限的海上贸易,以印证近代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如西方一样的海洋文化;支持论者却提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印证中国在海洋曾有一后辉煌历史。然而,历史学者罗荣邦疏理不同的历史文献,归纳出中国海权发展实为「阴阳起伏」的周期概念,而当代中国的海权发展可说是第四个周期。

罗认为,中国在地理位置及人口上均有能力成为东亚海权,沿海地区也孕育出一如西方的海洋文化。但古代中国不能长时间成为海权国家,原因是中国的海权发展与政权的稳定及取态挂勾,是不为而非不能。罗将中国海权发展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起于战国时代吴越,盛于秦汉征服高句丽(约今朝鲜半岛北部)及安南(约今越南),衰于汉中叶国力衰减;第二周期起于三国时代吴国水师,历南朝诸政权,盛于隋代建运河及唐代对外扩张并设专属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及「蕃坊司」,衰于唐中叶后的外族入侵及政治内乱。

罗荣邦指出,第三个周期才是中国海权的真正周期,原因是南宋之先,贸易多以漕运成主,船只亦多负责河道运输而非海运,经济活动仍以农业为主,贸易为副。但随著五代十国的南唐、吴越、南汉诸国发展海洋贸易以取代以往以农立国的经济模式,海洋贸易网络及造船技术得以成熟,海洋贸易此后成为宋代经济重要一环,特别是南宋时期北方土地被金人及蒙古所占,土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更要依赖商业收益支撑国库。另一方面,宋军在陆战上难敌游牧民族的铁骑,反而在海上数场战事宋军却占有优势。因此,在形势被人强的情况下,南宋最终发展首枝由国家为本、永久的海上作战部队,令南宋海权除了发展由日本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外,更发展海上防卫及军事保护力量,作为中华海权的另一个面向。而南宋的华夏文化,而随著海上贸易的盛行流到东南亚诸国,亦意外地成为日后南宋为蒙古所灭后宋人安身立命之所。第三周期的中华海权盛于元代忽必烈时期及明初的郑和时期,得力于宋代海军技术及民间网络,元代海权及陆权令蒙古成为横跨欧亚的帝国,其海权发展更直达印度洋及阿拉伯,令元代官方及民间的「华夏贸易圈」由南海延伸至印度洋,从而连结当代欧洲 – 印度 – 东亚的贸易网。而明代在宋元的基础上发展朝贡制度,进一步确立由中华海权所建立的朝贡体系,成为东亚国际政治的重要一环。而郑和下西洋,正正是华夏海权确立的表征。

罗荣邦的著作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勾划在宋元两个被人常被忽略的朝代华夏海权的发展,从而印证明代海上霸权实为南宋及元代海权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罗荣邦的历史分析亦指出中国海权发展的两个关键︰一是国家面对危机需要借用海洋所带来的军事及经济力量抗衡大国及陆权,二是技术的借代及传承令统合中国者可以发展海权。而海权的没落,又往往源于统合者再一次面临陆权的挑战或内部分裂。

另一方面,相对于强调军事行动,透过罗荣邦的著作,我们可发展上一个周期的华夏海权重点在于民间贸易及文化网络,特别是南宋及元朝均依赖商人的海上贸易充实国库,这似乎与不少中国学者对于华夏海权的独特性不谋而合。然而,对于西洋海权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也许会提出质疑这是否华夏海权的独特性,毕竟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汉萨同(Hanseatic League)的制度也可与宋元的自由海洋贸易制度类比,分别只是汉萨同盟以城市及王国为单位,「对内一致,对外和平」松散政治及经济同盟,华夏海权则强调「华夷一家,厚往薄来」的天朝一元中心思想。

因此,假如华夏海权并非中国的独特过程,而是由古代帝国走到现代国家的其中一个过程,罗荣邦对中华海权的历史分析,配合西方的国家制度发展史,便会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发展,正正是将民间如汉萨同盟这些海权力量收归国有,然后因著民族主义的兴起、国内经济发展导致产能过盛,因而要借海权建立民族帝国解决国内问题,大英帝国的出现就是活生生的写照。现时中国国内似乎亦面对相同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政权以民族主义为认受性的基础,国家近年发展亦令国内出现产能过盛的问题,内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急需外在市场以解决经济问题,亦因此有著发展海权的迫切性。假如相同历史决定论的话,似乎东亚甚至世界将迎来新的中华帝国。

当然,时至今天要建立海外殖民地几不可能,但华夏海权会否出现学术界讨论的新殖民主义则难有定论,事实上有些非洲国家领袖均开始质疑中国近年对非洲投资背后的意图。另一方面,历史也告诉我们,假如一个海权面临另一个海权的挑战,最终将会是一场战争。华夏海权发展能否走出这场历史宿命,实有赖北京能否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路上维持华夏海权「和而不同」、「民间主导」的独特性,落实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海权思想。

(锺乐伟为香港中大助理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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