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關於香港本土主義興起的論述之中,除了陳雲的城邦論外,《香港民族》這個論述,是另一受注目的議題。
由於香港不像台灣,本身有一批屬於南島語系的台灣原住民,因此,在很多人心目中,香港人幾乎就等同漢人,就算香港有一批能操流利粵語,甚至粵音純正程度可以在主流媒體擔當主播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香港人,在很多人心目中﹐香港人就是漢人,至今仍然植根在大部分中國人﹑甚至香港人心中。即使陳雲提出城邦論時,都是以復興華夏文化為目標,香港仍是中華民族一員,甚至以中華民族捍衛者自居,而並非與中國完全分開的民族。因此,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提出香港民族論的時候,對很多人仍是相當震撼。
有所謂香港民族這個講法,那香港民族是怎樣跑出來?徐承恩所寫的《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就試圖為香港民族的形成過程,提供一個解說。
在大清帝國割讓香港島予英國人前,香港於當時兩廣總督轄下,因此,香港民族的形成,難免涉及廣東人於中華民族的定位問題。而《鬱躁的城邦》就提供了一個與傳統中原中心史觀很不同的看法,那是嶺南一帶本來不服中原統治,有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換言之,就算香港文化的主體部分,都不一定與中原文化有關,這方面觀點己經與陳雲以復興華夏為職志的城邦論很不同。
但這本書更大的著墨,卻在二次大戰以後形成的香港身份認同,再因此而衍生的公民民族主義,而這一點,有可能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當時英國在遠東有幾個華人佔相當數目的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在新加坡,雖然華人佔多數,但最終其他的族裔並無以漢字為本語言作為日常用語,反而各大種族統一以英文為共同語言,很多新生代都以英文作為母語。
在馬來西亞,華人以及華人文化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壓抑,雖然吉隆坡有相當多粵語人口,其他族裔亦甚少用粵語作為主要語言。但香港很特別,有操流利粵語的歐裔和印度裔填詞人、演員,甚至無線電視粵語新聞由一名印度裔人利君雅做主播,無線電視英文台的印度裔評論人褚簡寧,亦能操流利粵語。在香港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基層市民,亦普遍以粵語為相互溝通的語言。粵語能超越族裔,與香港二次大戰後香港文化吸收其他文化之長,成為香港公民認同的一部分有關。粵語不單成為不少並非原籍廣東的移民後代主要語言,亦成為其他血統上並非中華民族成員的香港人的主要語言。而香港在這個過程中,並無經歷過台灣打壓原住民文化的狀況,甚至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英國人尊崇英文,雖然無打壓粵語文化的發展,但亦無刻意發展粵語文化。
甚至在香港傾向港人自決的團體眼中,香港文化根本是一個大熔爐,不適合用於任何民族主義。港人自決,藍色起義的鍾健平就認為,香港一百七十年以來,匯聚了不同的文化,在這種歷史下,甚至「民族主義」這四個字,不適用於香港。
(SB 在我看法上,公民民族主義也好,以城邦論為本的民族主義,兩者都無分別,都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民族主義論述,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熔爐,並不容許這種論述,正如我們不會稱香港的印巴籍朋友是中國人一樣。而香港由開埠至今,香港發展吸收不同地方的好處,發展出香港。民族並非像永久居民身份等,可以簡單介定。)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來處理香港問題,鄧小平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可能純粹考慮香港戰後沿用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制度,加上香港大部分居民都是反共,或逃避大躍進、文革等政治災難的移民,所以作出如此安排。不論根據徐承恩的講法,還是鍾健平的講法,其實香港與西藏、新疆等地一樣,都是文化上完全截然不同的地方。現時中國所謂的民族自治區政策,打壓西藏和新疆固然有文化和宗教,都搞到自己焦頭爛額。倘若中國不斷收緊對香港的管治,不去履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承諾,加強干預香港,甚至推出「普教中」之類的教育政策,加快所謂「中港融合」,是否自招更大的麻煩,其實香港歷史來看,這答案己經相當清楚,不需要我再多費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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