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故土，海外华人，又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家就成了传说，流浪却是永恒。但在意识形态隔绝的鸿沟的阴影之下，陌生与隔绝无所不在，寻找与追问也就成了读书人心底的结。今年10月，台湾29岁的新生代作家陈又津的新书《准台北人》由印刻出版社出版，一个女孩关于家族记忆的讲述，却撕开了华人社会关于族群和认知壁垒的追问。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是谁？
和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在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虚构写作不同，29岁的陈又津，只是一个在台北边缘长大的女孩。她所触摸到的，是不断捡回破烂的荣民父亲心底的沉重，和为命运未知的担忧。
从福建上船，父亲的家从此成为过去。从印尼上船，排华阴影下的母亲，将未来赌在了曾经是祖国的国府新都台北。在本省人、外省人的心理壁垒中，父亲用聘礼买下了旁人眼里的印尼新娘。
陈又津出生时，父亲已经58岁。他们被本省人认为是台北人，却又被台北核心区的人所排斥。面对一个需要呵护的孩子，父亲选择的是沉默著坚持。她不知道父亲的故事。
19岁那年，两度中风后住进安养院的父亲辞世，终年77岁。那时，她才19岁。10年之后，她用忧伤的笔触写到：“父亲在这世上的直系亲属，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寂寥身后事，让人嘘唏。
不可否认的是，该书出版后，在一定范围内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百年来，又特别是近70年来，台湾社会的阶层、族群、语言等被主流语境欲语还休，但却事实存在的界限。
该书出版后，陈又津曾表示，很多文学奖获奖作充满悲惨故事，她只想写我知道的事情。她就读北一女时就开始写作，台大戏剧系毕业、就读戏剧研究所剧本创作组硕士时，决定以写作为志业。也是在此时，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人生有许多问题没有处理，开始藉书写解答困惑。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陈又津对写作本书做了解释。因为父母都是单身在台湾，家里没有什么亲戚，也就没有家族亲友相处的经历。这让她最初在面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时候，感到乏力。
她说：因为常常文学创作者都会面临家族史的这种经典题材。但我开始写我的家族史的时候，好像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因为不像别人，从小有家族之类的，然后过年呢有很多很多亲戚。然后我有的经验大概12岁的时候跟我爸去福建，他的老家，然后还有去过几次印尼。我确实没有什么跟亲戚相处的经验。我的同学放假回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跟我的表哥啊，或亲戚这些，我就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她20岁以前，她认为自己是外省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更是新住民。而族群的心理认知壁垒，事实存在。这注定了他们的成长经历，会和别的人不一样。
陈又津解释自己用《准台北人》作为书名的原因。几十年来，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台北核心区域和边缘地区的人身份焦虑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台湾社会固有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追问自己身份的文化定位，也成了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她说：首先是我就住在台北的旁边嘛，在南部人的眼光看来，你就是台北人嘛。可是，当我跟台北市中心的人相处，我觉得，我好像又不是台北人。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或是外地人来说，台北这个城市好像有个界限，又好像没有。所以，我就觉得，难道我要成为台北人吗？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台北人。
如果说，对父亲的叙述，是一个曾经对变革后台湾社会一角的观察，在本书的后半部，陈又津笔下的母亲，则充满了对成人世界的无奈。
陈又津坦言，小时她看到「外籍新娘、保证处女」等广告，总下意识画清界线，告诉同学她是「混血儿」。但其实她父母的结合也可归类「买卖婚姻」，只是她妈妈是自己收下聘金。
她说：因为20岁之前我接触的一直是外省人嘛。但后来，台湾对东南亚的关注比较多，然后加上90年代以来，就有很多越南的、外籍的新娘的那种，其实，这种称呼都不是很友善嘛，像我妈60岁，都还有人称她为印尼新娘。台湾目前的这样的群体，有20万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认同，其实很多人都会被爸爸妈妈交代说，我们家的事情不要说出去。就是会这样壁垒分明嘛，这个族群问题是存在的。
对于华人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基于等级和地域歧视的顽疾，陈又津并不回避：“要到很后来，我才终于解答为何我从小跟别人不一样，原让我隐隐不安的标签就是『东南亚』。」陈又津说，她越来越觉得，要定义台湾人很难，即使是她早年较认同的外省人，有时也不包含在「台湾人」内；而同为印尼新住民，华侨在刻板印象中又比印尼人高一层。”
相比较于自己此前的成名作《少女忽必烈》，陈又津一改虚构写作的文本，用女性的视觉，温柔而坚决地呈现了台湾社会事实存在的族群壁垒。相比白先勇、龙应台这样的宏大叙述的沉重，29岁小姑娘的笔调下没有大江大海，却不无旁观中的个体的忧伤。如在她的书里写下那句让人心底疼痛的话：硬汉从不说自己的事，硬汉的孩子也都懂得不问的温柔。
实际上，这句话撕开了在台北之外若干外省人心底结痂的伤痕。而这种痛楚，对于出身豪门、被深深打上阳春白雪和宏大叙述烙印的白先勇先生来说，他们对台湾在激烈变革下，被抛弃在历史沙滩之上的底层个体的切肤之痛的体会，可能并不在一个刻度。
到这时，我似乎明白了，在若干的叙述中，陈又津的那陌生而隔绝的父亲，才是书中的“准台北人”。而他，只是数百万外省人、新住民的中的一员。但他的幸运在于，在身故10年之后，他和一个群体的记忆，被自己的女儿刻进了历史。
但对于更多身在大陆之外的华人来说，逃离了中国那样的可怖的高墙内社会之后，那个没有墙的华人世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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