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看书】馀波中的陌生与隔绝 台湾新生代作家陈又津家族记忆《准台北人》

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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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生代作家陈又津。(图片来源:陈又津脸书,拍摄时间不详)
台湾新生代作家陈又津。(图片来源:陈又津脸书,拍摄时间不详)

离开了故土,海外华人,又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家就成了传说,流浪却是永恒。但在意识形态隔绝的鸿沟的阴影之下,陌生与隔绝无所不在,寻找与追问也就成了读书人心底的结。今年10月,台湾29岁的新生代作家陈又津的新书《准台北人》由印刻出版社出版,一个女孩关于家族记忆的讲述,却撕开了华人社会关于族群和认知壁垒的追问。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是谁?

和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在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虚构写作不同,29岁的陈又津,只是一个在台北边缘长大的女孩。她所触摸到的,是不断捡回破烂的荣民父亲心底的沉重,和为命运未知的担忧。

从福建上船,父亲的家从此成为过去。从印尼上船,排华阴影下的母亲,将未来赌在了曾经是祖国的国府新都台北。在本省人、外省人的心理壁垒中,父亲用聘礼买下了旁人眼里的印尼新娘。

陈又津出生时,父亲已经58岁。他们被本省人认为是台北人,却又被台北核心区的人所排斥。面对一个需要呵护的孩子,父亲选择的是沉默著坚持。她不知道父亲的故事。

19岁那年,两度中风后住进安养院的父亲辞世,终年77岁。那时,她才19岁。10年之后,她用忧伤的笔触写到:“父亲在这世上的直系亲属,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寂寥身后事,让人嘘唏。

不可否认的是,该书出版后,在一定范围内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百年来,又特别是近70年来,台湾社会的阶层、族群、语言等被主流语境欲语还休,但却事实存在的界限。

该书出版后,陈又津曾表示,很多文学奖获奖作充满悲惨故事,她只想写我知道的事情。她就读北一女时就开始写作,台大戏剧系毕业、就读戏剧研究所剧本创作组硕士时,决定以写作为志业。也是在此时,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人生有许多问题没有处理,开始藉书写解答困惑。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陈又津对写作本书做了解释。因为父母都是单身在台湾,家里没有什么亲戚,也就没有家族亲友相处的经历。这让她最初在面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时候,感到乏力。

她说:因为常常文学创作者都会面临家族史的这种经典题材。但我开始写我的家族史的时候,好像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因为不像别人,从小有家族之类的,然后过年呢有很多很多亲戚。然后我有的经验大概12岁的时候跟我爸去福建,他的老家,然后还有去过几次印尼。我确实没有什么跟亲戚相处的经验。我的同学放假回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跟我的表哥啊,或亲戚这些,我就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她20岁以前,她认为自己是外省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更是新住民。而族群的心理认知壁垒,事实存在。这注定了他们的成长经历,会和别的人不一样。

陈又津解释自己用《准台北人》作为书名的原因。几十年来,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台北核心区域和边缘地区的人身份焦虑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台湾社会固有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追问自己身份的文化定位,也成了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她说:首先是我就住在台北的旁边嘛,在南部人的眼光看来,你就是台北人嘛。可是,当我跟台北市中心的人相处,我觉得,我好像又不是台北人。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或是外地人来说,台北这个城市好像有个界限,又好像没有。所以,我就觉得,难道我要成为台北人吗?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台北人。

如果说,对父亲的叙述,是一个曾经对变革后台湾社会一角的观察,在本书的后半部,陈又津笔下的母亲,则充满了对成人世界的无奈。

陈又津坦言,小时她看到「外籍新娘、保证处女」等广告,总下意识画清界线,告诉同学她是「混血儿」。但其实她父母的结合也可归类「买卖婚姻」,只是她妈妈是自己收下聘金。

她说:因为20岁之前我接触的一直是外省人嘛。但后来,台湾对东南亚的关注比较多,然后加上90年代以来,就有很多越南的、外籍的新娘的那种,其实,这种称呼都不是很友善嘛,像我妈60岁,都还有人称她为印尼新娘。台湾目前的这样的群体,有20万人。对于自己生活的认同,其实很多人都会被爸爸妈妈交代说,我们家的事情不要说出去。就是会这样壁垒分明嘛,这个族群问题是存在的。

对于华人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基于等级和地域歧视的顽疾,陈又津并不回避:“要到很后来,我才终于解答为何我从小跟别人不一样,原让我隐隐不安的标签就是『东南亚』。」陈又津说,她越来越觉得,要定义台湾人很难,即使是她早年较认同的外省人,有时也不包含在「台湾人」内;而同为印尼新住民,华侨在刻板印象中又比印尼人高一层。”

相比较于自己此前的成名作《少女忽必烈》,陈又津一改虚构写作的文本,用女性的视觉,温柔而坚决地呈现了台湾社会事实存在的族群壁垒。相比白先勇、龙应台这样的宏大叙述的沉重,29岁小姑娘的笔调下没有大江大海,却不无旁观中的个体的忧伤。如在她的书里写下那句让人心底疼痛的话:硬汉从不说自己的事,硬汉的孩子也都懂得不问的温柔。

实际上,这句话撕开了在台北之外若干外省人心底结痂的伤痕。而这种痛楚,对于出身豪门、被深深打上阳春白雪和宏大叙述烙印的白先勇先生来说,他们对台湾在激烈变革下,被抛弃在历史沙滩之上的底层个体的切肤之痛的体会,可能并不在一个刻度。

到这时,我似乎明白了,在若干的叙述中,陈又津的那陌生而隔绝的父亲,才是书中的“准台北人”。而他,只是数百万外省人、新住民的中的一员。但他的幸运在于,在身故10年之后,他和一个群体的记忆,被自己的女儿刻进了历史。

但对于更多身在大陆之外的华人来说,逃离了中国那样的可怖的高墙内社会之后,那个没有墙的华人世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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