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故土,海外華人,又特別是東南亞華人,家就成了傳說,流浪卻是永恆。但在意識形態隔絕的鴻溝的陰影之下,陌生與隔絕無所不在,尋找與追問也就成了讀書人心底的結。今年10月,台灣29歲的新生代作家陳又津的新書《準台北人》由印刻出版社出版,一個女孩關於家族記憶的講述,卻撕開了華人社會關於族群和認知壁壘的追問。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我是誰?
和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在宏大敘事背景下的虛構寫作不同,29歲的陳又津,只是一個在台北邊緣長大的女孩。她所觸摸到的,是不斷撿回破爛的榮民父親心底的沉重,和為命運未知的擔憂。
從福建上船,父親的家從此成為過去。從印尼上船,排華陰影下的母親,將未來賭在了曾經是祖國的國府新都台北。在本省人、外省人的心理壁壘中,父親用聘禮買下了旁人眼裏的印尼新娘。
陳又津出生時,父親已經58歲。他們被本省人認為是台北人,卻又被台北核心區的人所排斥。面對一個需要呵護的孩子,父親選擇的是沉默著堅持。她不知道父親的故事。
19歲那年,兩度中風後住進安養院的父親辭世,終年77歲。那時,她才19歲。10年之後,她用憂傷的筆觸寫到:"父親在這世上的直系親屬,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寂寥身後事,讓人噓唏。
不可否認的是,該書出版後,在一定範圍內再次引起了人們對百年來,又特別是近70年來,台灣社會的階層、族群、語言等被主流語境欲語還休,但卻事實存在的界限。
該書出版後,陳又津曾表示,很多文學獎獲獎作充滿悲慘故事,她只想寫我知道的事情。她就讀北一女時就開始寫作,台大戲劇系畢業、就讀戲劇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時,決定以寫作為志業。也是在此時,她越來越覺得自己人生有許多問題沒有處理,開始藉書寫解答困惑。
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陳又津對寫作本書做瞭解釋。因為父母都是單身在台灣,家裏沒有什麼親戚,也就沒有家族親友相處的經歷。這讓她最初在面對自己的家族故事的時候,感到乏力。
她說:因為常常文學創作者都會面臨家族史的這種經典題材。但我開始寫我的家族史的時候,好像覺得,我沒有太多的話可以說,因為不像別人,從小有家族之類的,然後過年呢有很多很多親戚。然後我有的經驗大概12歲的時候跟我爸去福建,他的老家,然後還有去過幾次印尼。我確實沒有什麼跟親戚相處的經驗。我的同學放假回來的時候,好多人都說我跟我的表哥啊,或親戚這些,我就覺得,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在她的成長經歷中,她20歲以前,她認為自己是外省人。但後來,她發現自己更是新住民。而族群的心理認知壁壘,事實存在。這註定了他們的成長經歷,會和別的人不一樣。
陳又津解釋自己用《准台北人》作為書名的原因。幾十年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身份認同,以及台北核心區域和邊緣地區的人身份焦慮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台灣社會固有的現象,在這種背景下,追問自己身份的文化定位,也成了寫作這本書的原因之一。
她說:首先是我就住在台北的旁邊嘛,在南部人的眼光看來,你就是台北人嘛。可是,當我跟台北市中心的人相處,我覺得,我好像又不是台北人。它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或是外地人來說,台北這個城市好像有個界限,又好像沒有。所以,我就覺得,難道我要成為台北人嗎?我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台北人。
如果說,對父親的敘述,是一個曾經對變革後台灣社會一角的觀察,在本書的後半部,陳又津筆下的母親,則充滿了對成人世界的無奈。
陳又津坦言,小時她看到「外籍新娘、保證處女」等廣告,總下意識畫清界線,告訴同學她是「混血兒」。但其實她父母的結合也可歸類「買賣婚姻」,只是她媽媽是自己收下聘金。
她說:因為20歲之前我接觸的一直是外省人嘛。但後來,台灣對東南亞的關注比較多,然後加上90年代以來,就有很多越南的、外籍的新娘的那種,其實,這種稱呼都不是很友善嘛,像我媽60歲,都還有人稱她為印尼新娘。台灣目前的這樣的群體,有20萬人。對於自己生活的認同,其實很多人都會被爸爸媽媽交代說,我們家的事情不要說出去。就是會這樣壁壘分明嘛,這個族群問題是存在的。
對於華人社會中一直存在的基於等級和地域歧視的頑疾,陳又津並不回避:"要到很後來,我才終於解答為何我從小跟別人不一樣,原讓我隱隱不安的標籤就是『東南亞』。」陳又津說,她越來越覺得,要定義台灣人很難,即使是她早年較認同的外省人,有時也不包含在「台灣人」內;而同為印尼新住民,華僑在刻板印象中又比印尼人高一層。"
相比較於自己此前的成名作《少女忽必烈》,陳又津一改虛構寫作的文本,用女性的視覺,溫柔而堅決地呈現了台灣社會事實存在的族群壁壘。相比白先勇、龍應台這樣的宏大敘述的沉重,29歲小姑娘的筆調下沒有大江大海,卻不無旁觀中的個體的憂傷。如在她的書裏寫下那句讓人心底疼痛的話:硬漢從不說自己的事,硬漢的孩子也都懂得不問的溫柔。
實際上,這句話撕開了在台北之外若干外省人心底結痂的傷痕。而這種痛楚,對於出身豪門、被深深打上陽春白雪和宏大敘述烙印的白先勇先生來說,他們對台灣在激烈變革下,被拋棄在歷史沙灘之上的底層個體的切膚之痛的體會,可能並不在一個刻度。
到這時,我似乎明白了,在若干的敘述中,陳又津的那陌生而隔絕的父親,才是書中的"準台北人"。而他,只是數百萬外省人、新住民的中的一員。但他的幸運在於,在身故10年之後,他和一個群體的記憶,被自己的女兒刻進了歷史。
但對於更多身在大陸之外的華人來說,逃離了中國那樣的可怖的高牆內社會之後,那個沒有牆的華人世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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