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漫步之記者看書】吳亦桐評:《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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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review300.jpg 【書林漫步之記者看書】吳亦桐評:《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2016年12月,新華社前記者、學者楊繼繩的新作《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在香港天地出版社推出(天地圖書)

繼2008年的“墓碑”之後,新華社前記者楊繼繩推出又一力作《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該書於2016年12月初推出。書名取自中共前黨魁毛澤東所寫《念奴嬌‧鳥兒問答》中的一句“試看天地翻覆”。該篇詩詞寫於1965年秋,正是文革全面發動的前一年,一語成讖,中國進入了“天地翻覆的文革十年”。

重塑歷史,在中國不斷更替的政權中是執政者常態做法,打破官方重塑歷史話語,這需要史學學者、記者、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勇氣。本書出版前,坊間流傳多個版本,官方向楊繼繩施壓的故事。無懼禁令,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體制中人,楊繼繩比其他作者和文革的研究者,更能近距離接觸到那段歷史,體制中良心的持守者,其反思也更為徹底。

《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是楊繼繩從2007年開始,在大量史料和先行者關於文革作品基礎上,十年磨一劍的力作,參考的資料既有宏大敍事的文革通史,也有親歷的回顧,還有地方的文革史以及理論研究等。全書分為上、下2篇,長達90萬字。上篇從文革前的重大事件入手,由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該通知為文革標誌和綱領性文件;下篇從“清理階級隊伍”到“文革落幕”。很多史實的細節呈現於書中,讓文革的歷史不僅只是一個粗獷的脈絡。該書亦不渲染集體性的情緒,作者將讀者引向這場時代悲觀,對中國社會50年的變局和現狀的思考。

楊繼繩在著作前言引述“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的話寫道:“當我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讀者可以看到楊繼繩打破官方文革史在意識形態上的局限,他甚至戳破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對文革的官方結論,因為在這個結論,官方將毛澤東發動文革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來,楊繼繩認為,這是為了挽救中共的信仰危機,保全中共專制制度的靈魂,亦是為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

敢於戳破這層紙的負責任歷史學者,是要“打開天窗說亮話”,因此讀者會在這本書看到權鬥秘辛:官修文革史上的罪魁禍首指向林彪、江青,楊繼繩認為,這是官方為毛澤東開脫,林彪、江青的兩部分人馬,皆為毛澤東所利用,他們是在毛的領導下推進文革。就如江青在受審判時所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中共當局後來拋出林彪、江青,依然是為了挽救中共的信任危機。

這本書重點描述文革各個重要事件中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人,楊繼繩將劉少奇任由毛澤東擺布的形象打破,在書中,劉少奇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團,早對毛澤東有所抵制;鄧小平和他的人馬,以及軍事官僚集團亦對文革有強烈的抵抗;只不過並不是正義對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普通民眾成為對抗的犧牲品。劉少奇“馴服的綿羊身份”,掩護軍政官僚們催殘民眾的惡行,也美化在民眾中美譽度很高的周恩來,在文革中助紂為虐的事實。

楊繼繩在寫作過程中,曾徵詢多位歷史學者的意見,其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文革史專家在接受本台訪問時,對書本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這是在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出版近30後,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相比瑞典學者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卜偉華的“砸爛舊世界等”,細節呈現更為豐富,立論扎實而新穎。

這位學者特別強調楊繼繩在書中的一個重要結論:楊繼繩在他的導論裡提出一個觀點,這個觀點以前沒有人說過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者是官僚階級,毛澤東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利用了青年學生就是說紅衛兵,又利用了工人階級,又利用了軍隊,但是最後的勝利者還是他原來要打倒的走資派。

“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在楊繼繩筆下記錄的殘酷的歷史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製造新的“國家敵人”。在那個十年中的每個中國人幾無倖免,不僅是這個時代人的命運受到影響、文革坍塌一代人的信仰和精神後,在以後的幾個時代都難以復元。而這時的“天地翻覆”早已不是毛澤東詩詞中的本意,這種翻覆是黑暗和野蠻對文明、倫常等的翻覆,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付出代價。

弔詭的是,官方早已解封文革歷史,且在政治上對文革定性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卻是對歷史細節的極力封禁。特別是習近平十八大上位後不久,在2013年1月中共高層的會議上,提出“兩個不能否定說”。在當年5月,官媒《光明日報》發表官方學者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齊彪的文章披露,習近平強調:“如果當時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顯現出習近平政權不能容忍所謂“歷史虛無主義”對執政權威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寫作文革的書籍,在中國依然有著很大的政治風險。

已屆76高齡的作者在出版前就曾受到當局干擾,他早前體制內的身份或多或少保護他的同時,也是某種桎梏。同“墓碑”一樣,他不得不將書放在香港出版,儘管被稱為“禁書天堂”的香港,也在淪落。

本台記者在聯繫楊繼繩並想邀請他親自向讀者推介著作時,他無奈的表示,在書本出版後,他被當局要求噤聲。

楊繼繩說:因為這個書現在國內當局很不高興,又不讓說話,我不好說話,告訴你現在中國這個情況不讓說、不讓寫,寫了也要冒很大風險。

不願透露姓名的文革史專家對當局封禁歷史表示不滿,他說:“文革已經50年了,在世界其他國家,50年前的事情應該可以總結、可以議論,總結出它有甚麼經驗教訓,但是目前很遺憾,在國內還是不能說這個事情,比起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可能對這些言論控制得更嚴。

楊繼繩早年間於清華大學畢業,曾是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2008年5月,他出版了里程碑的著作“墓碑”,記錄了1958到1962年在中國發生的大飢荒,那也是歷史上最大的人為災害之一,這場災害造成3600萬人死亡。這本書曾被譯為英、法、德等多種文字,並屢獲國際大獎。2016年初,哈佛大學尼曼學會(Nieman Fellows)授予楊繼繩路易士‧里昂新聞良知與正義獎(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但遭中共當局阻止出境領獎,他透過媒體公開未能在頒獎儀式上說出的得獎辭,其中提到:“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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