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大学生毕业后，会马上搵工，又或旅游一番。但是，有多少人会想到做义工，跑到老远的地方协助一些被社会遗弃的弱势社群？当然，答案是有，只不过，人数有限。今天想跟各位听众介绍的一本好书，作者正是这类“稀有”的人，他博士毕业后，卖掉心爱的车，背著巨型的背囊，独个儿跑到云南去服务一群毒犯、杀人犯、艾滋病患者等身心受创的人。这人的名字叫李骏康，他亲笔撰写的书名为《如果我告诉你，你还会爱我吗？》。
骤然听到《如果我告诉你，你还会爱我吗？》，可能不少人会觉得这是一本有关爱情的书。某程度上，这的确是一本有关爱的书，但是，却超越了男女之爱，而是触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爱，而这个“人”更是被社会唾弃的一群。
《如果我告诉你，你还会爱我吗？》可以讲是一本阿康的日志，这日志纪录了他在云南省两年义工的所见所闻及内心感受。
首年，阿康先在昆明一所流浪儿童服务中心工作，翌年，他便到大理的艾滋病患关怀机构里服务，最后更转到保山的戒毒所做。单凭他前赴的省市兼服务的机构看，相信听众不难猜估工作的难度，但是，在书中仍不难见到阿康从正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过，这也不代表他喜欢自我麻醉，倘遇上一些不平的事发生，他的内心少不免会纠结一番。
书里纪录了他在艾滋病关怀机构服务时遇到的严姐。严姐，九九年因贫血晕倒送进医院，之后方得悉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孰料，亲人未因为她的病而给予照顾，相反，却遭家人摒弃，一个人独自抚养稚儿。无奈，重病至严姐已难于有自理能力，刚巧同机构里的另一名因贩毒判监十年的江姐获释后，社会拒予接受致未能觅得一份工作。阿康面对两名生活同样拮据，但又极需别人帮忙的人时，灵机一触，把二人“撮合”，加上中心给予少许薪酬上的帮忙，令到严姐无须承担力不能付的工钱请江姐帮忙照顾自己，而江姐亦未因为工资的过低致未能维持生活。
只可惜，严姐终敌不过病魔的煎熬，离开人逝。她的死除令性格硬朗的阿康也掉下男儿泪之馀，更让他眼界大开，因为医生口中讲的每句话都是钱，有钱才医病，而医护人员的歧视更令他感到发指。
李骏康： “我们要亲手帮病人处理后事。我们要帮已逝的严姐抹尸及抱起放进尸袋等等。”
毫无保护手套或衣物的阿康，希望每名病人都可以死得有尊严，毫不介意去做。但是，他看著满身有衣物装备的护士竟不拈手照顾艾滋病的病人，更要非医护人员帮忙从病人口中拔去喉管，阿康谓：“心里很不愤，不独病友死亡，最不愤是为何病友身边的亲人、医护甚至社会都遗弃，甚至拒絶这些病患者。事实上，有人会帮手处理遗体，但是，院方不愿意去处理。”
人性的阴暗面，不独此一事例，令阿康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流浪儿童机构里见到的人与事。
李骏康： “服务中心里有一名小童在外偷东西被人追斩，小童的鼻被斩掉了！也有小童因吵架，静静地往厨房拿刀刺伤另一小童。”
但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隅的事，他更开始对一句“虎毒不吃儿”的谚语怀疑其真实性，因为他看到有父母虐打自己的子女之馀，也会甘愿把他们贩卖给别人。面对众多黑暗的事例但仍可抱著积极的态度做，阿康谓，除个人的性格外，最重要是有一群同工的支持，互相帮忙。与此同时，服务的对象肯定他们的工作，遂成为一股强心针可支撑下去。他更谓，服务对象虽然都是社会里的弱势社群，但是，他们却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两年的义工生涯令阿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及行为模式，难以接受香港人常有的“理所当然”心态，亦难接受港人随意便批评中国大陆的做法。阿康谓，港人若真的想帮中国大陆有需要的人时，最好是亲身接触，因为人的一份尊重及关心，是人与人相处最基本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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